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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他自己这样回忆：“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

“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

‘李敖学弟如面：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