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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被禁锢在纽约，没什么可能去其他地方生活了。与此同时，我鼓励自己往积极的方面想，好让自己相信即使是在纽约，我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而新生活的第一步莫过于找一份新工作了。

我动手写了简历，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和旧同事打电话，约人家吃饭，打听合适的机会。好笑的是，他们或者她们，不论男女，对我突然结婚又闪电般离婚的经历更感兴趣，有人同情，有人打趣，有人感叹。

“Rich　husband；　followed　by　rich　divorce。　It’s　not　too　bad。”一个法学院的女同学这样说，也不知道算是安慰呢，还是真心羡慕。

我全不在意，过后想起来，觉得自己真的不同了。如果换在从前，我不会允许自己考砸任何一场考试，做坏任何一件小事，我总是以为一旦砸了，肯定没办法在熟人面前抬起头来，非得跑到无人岛上躲很长时间，直到所有人都忘记我这个人不可。但是现在，我搞砸了最大的一件事，反倒无所谓了。

我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完美，锋芒毕露了。我的简历上有整整一年尴尬的空白时间；身边有个才几个月大小孩子要照顾；租房子的时候婚姻状况栏里填的叫人难堪的“分居”；我身体不如从前好了，换季的时候总会感冒，每个礼拜要到精神医生那里报到，记性也差了，小腹上还有条十三厘米长的疤痕。然而，长大似乎总是一瞬间的事情，以上种种，我说起来都很坦然，我甚至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

曾几何时，我总希望能跟所有不完美的人和事绝缘。对自己要求颇高，对别人更甚。人品差的，懒惰不上进的统统走远，私地下还歧视长得难看，有残疾，或是时运不济的人。而在所有这一切经历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只会走路的不沾锅一样好蠢。同时惊讶的发现，事实上，正是不幸、缺点、加上偶尔的软弱和懒惰，让你看起来更加亲切而真实，让原本陌生人和人互相需要，越走越近。

Rona，Nick和其他几个朋友推荐了一些职位给我。不和Caresse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曼哈顿四处奔走。在办公室、餐厅或是咖啡馆里和不同的人见面，握手，一遍一遍的介绍自己，回答问题，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会辞职，又有一年时间没有出来工作。一个月下来，我一无所获，有时是人家看不上我，有时是我觉得工作不适合。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在找工作，也在找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让我可以为自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又有时间陪伴Caresse长大的生活。我想要做的比“妈妈”更多，我想要成为她的朋友、伙伴，甚至，有一天，做她的楷模。

十月底的一天，我到第六大道和四十五街交界处的一间咨询公司面试，接待我的男人，头衔是高级经理，名字我早已经忘记。但却始终记得自我介绍之后，留在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生孩子生昏了头的女人”。那天晚上，Nick约了我吃饭，一杯清酒之后，我把那个家伙的臭德行很骂了一顿。

他听着，很突然地握住我的手。手掌温暖宽厚，难以置信，让我一时间走神。我看着他，他只晃晃我的手，笑笑的说：“你握手的时候应该更有力一点，注意手腕的部分。”

我们练了几次握手。

不知道是不是新学的握手技巧的作用，或者就像Rona提醒我的“Appearance　means　all。”又两个星期过去，我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间银行的合规部门，办公地点在华尔街。

85）地盘

那是家瑞士银行，合规部的老板是瑞士人，中年男人，在EM　Lyon读过书，刚派到美国不久，说英语带很重的口音。面试的时候，我就坦白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历，可能只是因为我会说一些法语，给他留下印象。

“你在哪里学的法语？”他问我。

“曾经约会过的男人。”我回答。

“让人印象深刻的学习能力。”他笑着说，一半打趣一半夸奖。他不知道那是多漫长的约会，和怎么样的男人。

工作合同签下来之后，我又开始找另外两样必需品——房子和保姆。

我跟地产经纪说，能走路去上班很重要。一年多的优渥生活之后，我很不好意思的发觉自己添了些毛病，没办法忍受地铁，从地下钻出来总觉得身上带着股霉味儿，有时外加别人早饭的味道。而上下班的时间又很难叫到出租车。经纪人领我在华尔街…港口…巴特利公园地块看了不下十处地方，直到看中格林威治街一间九十八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