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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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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1）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折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复”。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