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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为有三条感觉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着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轻松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作内容策划是没有问题的。二来我在纽约上的中学，每学期去三次当代艺术博物馆，听一次大都会的歌剧，我上的大学是罗斯福和肯尼迪两任美国总统夫人的母校，还出过两个女文豪，在这种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里？就更不用说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了。最后，我有十几年的商业经验，知道什么是现金流，而国内那个编辑又能够如此精通商务？看样子办刊真是非我莫属了。

而实际上我的办刊能力是王府井街头任何书报摊贩能一语道穿的。我到现在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点觉悟，办刊交的学费远远超过了留洋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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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个工业小镇上。这个学校和她的环境格格不入，外面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全镇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经失业，痛恨另类和移民的“红脖子”，而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马修·瓦瑟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啤酒商，发财以后于1861年建立了这个女校。原来应该是培养夫人完成学校，英文叫Finishing

School，就是给有钱人家的女孩再涂上一层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学84届的毕业生，而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和其创始时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远了。

瓦瑟的改变在二战以后，60年代的时候瓦瑟大学出了一个作家，玛丽·麦卡锡。她写了一本书叫《THE

GROUP》，里面描写了四个瓦瑟大学毕业生在走出校园之后在社会里混荡的故事。当然，书里最尖锐的是麦卡锡冷酷地形容这四个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没有得逞的性活动。由于这本书的轰动效应，瓦瑟大学女生从此得到了比较“开化”的名声。学校的看家学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艺术史、英文是全美国都是叫得响的。

1981年我入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玛丽·麦卡锡是谁，也不知道这艺术史到底教什么东西，我去瓦瑟大学是因为学校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我是9月的一个下午扛着铺盖卷入校的。由于是转校生，没有来得及选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个拐角里的小屋子。后来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楼，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楼，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恋死党才会选择住女生宿舍楼。

这里和我原来上的州立学校简直天壤之别。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里面。学生们叫她们为“白衣天使”。据说这些人都是退休护士，这样能照顾学生。她们帮我们这些没钱在宿舍里装电话的学生接电话，有任何生活问题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一些“绿衣天使”，她们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浓厚的东欧口音。每个楼里有一个共用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小三角钢琴。学校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叫玫瑰厅，每天下午4点可以在那里喝下午茶，吃黄瓜三明治。而我原来的学校，宿舍大堂里面只有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和满墙的涂鸦之作。在瓦瑟大学这种环境中读书，你一辈子都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优越感。

最难忘的老师

我总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两者中让我选一个，我想自信更实惠一点。家庭、相貌、文凭都可以予以优越感，但是这和本人没有什么关系，瓦瑟大学给我的优越感来自于她的三角钢琴、红地毯和黄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来自于瓦瑟大学给我的教育。

梁喜辉教授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老师，至于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是个偶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会讲中文。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欧洲近代史，当一个瘦瘦的亚洲人走进课堂，我多少有点失望，我当时期望着一个我能爱上的绅士教这门课。梁教授讲课就是讲故事，他有一口标准德国口音的英国英语，下课前总结几句，然后就把一班学生派到图书馆的典藏室去看书去了。他在黑板上写的东西根本无法作笔记，如果这堂课时间再长一点，他在黑板上的涂鸦就和杰克逊·波拉克的画有一拼了。

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WHAT

IF（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