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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时想什么？”

“想她死的时候头发有些乱，是我给她梳整齐的。”我终于哭了，像小时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边一样，哭得特别伤心，我觉得我身边就站着一个拿着紫砂茶壶的老太太，她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说：“嘘……乖妞……不哭。阿婆给你讲故事……”

我是会撒娇的孩子，为了让她多摸我一会，使劲地哭，没完没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大夫递给我一盒纸巾，说：“时间到了，我觉得效果很好，下次我们再谈谈你最近要离婚的事。”

我把脸擦干净，说了谢谢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缩着背。

我出了办公大楼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可是感觉舒服多了。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还是别再去想了。这种自怜偶尔一次就够了，多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朱伟说洪晃：童年缺失

现在回头看，洪晃历史烙印中还有重要的因素是“童年缺失”。与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没有足够的玩具、足够的母爱与父爱、足够的游戏环境不同，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12岁，她刚刚懂得父母对自己存在不同意义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她说：“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中这些一点没有。”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马戏去了，那时候马戏的票多难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三个月后，洪晃带着情感与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国，当时她是28个被精选出来的小留学生之一，之所以能成为28个“小布尔什维克”，自然多少因为章含之乔冠华的背景。从大红门“脱胎换骨”后，一下子又给戴上了高干子弟的光环。“先是我妈的大红大紫，我在学校，每天大操场广播里毛主席接见外宾都有我妈，老师也就开始对我剧好，我也就觉得我妈特牛。那时我妈能出国，我就让她给带点扑克牌贿赂贿赂老师，那时候国内没有扑克呀。”1974年到美国时候是人上人——乔冠华章含之每年到联合国参加联大，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的孩子自然成为28个中最被宠爱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长迅速成为被审查对象，她从“高干子弟”又一下子变成“可教育好子女”，28个孩子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回国时，她的行李被检查，在美国买的《福尔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书被抄没。在机场，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却没有人来接她，最后被乔冠华专案组拉回史家胡同。7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审查，乔冠华在后院隔离，父亲又不知去了哪里，洪晃一人在前院门房，也让她交代检举父母的问题。从美国回来时候正是春节前，洪晃这样描述过她的惨状：“大年三十傍晚，专案组让我上街买东西做饭，说让我到东风市场买点凭本供应的虾。我到那里虾已经卖完，只买到一些虾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经没多少人，我只有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最后还是街坊邻居接纳了我，让我到他们家过了个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给洪晃童年带来太多幼小心灵的磨难，才养成了她外表什么都浑不怜，内在又特别渴求亲情的个性。

我妈妈的惊喜

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十六岁之前有个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是最值得骄傲的事，而十六岁以后，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就成了最大的挑战。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我妈会说什么，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向我妈妈证明我没有给她丢脸，也花了二十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