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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展开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人性的弱点、人际关系中的弊端的批判（详见拙作《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如果不抱成见，就应该承认，1957年的北大民主运动既是五四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经济、政治改革的先声，是北大第三次辉煌的前导：历史的链条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

记得当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同样可视为对北大的评价：一所大学，在一个世纪中，能够先后三次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确实罕见，称之为“世纪辉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大也因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人心目、口碑中的崇高地位：几乎成了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的象征与希望所在。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光荣”，北大及北大人似应以一种较为洒脱的态度待之。

重要的，也是更应该牢牢把握住的，是这些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所培育的“北大精神传统”。对这一精神传统，人们，包括北大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这是正常的。我自己在近年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了我所看到与向往的北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这里也不再重复。所要多说几句的是，在我看来，下面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北大的三次辉煌不仅是一个政治运动，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运动（或者以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前奏），而后者又是以大学里的学理的研究为其基础的——这一点，在作为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特别突出的，后来的两次于此有所削弱，这就构成了后面我将要说的一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培育的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就不仅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置于体制外，或体制的边缘位置，怀着终极性的彼岸关怀，对此岸现实政治、社会、体制、现行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不断地批判，又为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提出极富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前瞻性的理想，从而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同时，这又是一种学术的立场与态度——强调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坚持同样是创造性的学术活动的前提的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包括对自身的怀疑与批判），而学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则是创造：不只是对他人（传统的与外国的）学术成果的介绍与阐释，所谓“拿来”与“继承”都只是创造的前提与必要准备，而不能代替创造自身；所要培养的不是单纯的操作型的技术人才，而是研究学理，能够提出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方向、新方法……的开拓型的创造性的学者。因此，“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既是北大的政治、思想传统，同时也是北大的学术传统。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都产生了前文所说的巨大影响，从而达到了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4）

但政治与学术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事实上，前述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也是在二者的紧张关系中达到的。几乎所有的北大人，从校长，教授，到学生，都面临着二者之间选择的艰难。蔡元培校长后来提出著名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就是试图提出一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实践起来也有许多困难。做过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长、校长的胡适，更是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的现实境遇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问题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建立健全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之前，青年学生的干预政治，发挥其先锋与桥梁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不只是“牺牲学业”；学生干预政治是一种青春政治，本身即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