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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专制”的现代化模式里，是根本拒绝公民（即他所说的“阿斗”）的政治参与的；他也直言不讳：“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30。曾有一位学生在读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后，给《现代评论》写信，对胡适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民族解放的命运应完全取决于政府之手；人民做到民气的表现，就算尽了天职，其余都可以不问而惟从事于个人的修养了。”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并且抓住了胡适的要害的；但胡适在写信回应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参看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及胡适“附言”，载《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胡适的“附言”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题为《刘（漏一“治”字）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在胡适这样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眼里，民众与民众运动总是非理性的，他们有着几乎出于本能的防备与疑惧；在他们看来，民众运动如果有意义的话，不过是表达一种可供利用的“民气”，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这样的“负有指导之责者”。而这，其实也正是一切独裁的统治者的逻辑：国家大事由他们来掌管，老百姓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救出你自己”（这是胡适《爱国与求学》里的话）就行了。这就暴露了一位研究者所说的自称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代表的胡适“潜在的反民主的倾向”，构成了他的内在矛盾。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06、249。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0）

而更使胡适陷于尴尬的，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不管他怎样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倡“专家政治”，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面对的中国政府，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还是之后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领袖的独裁”、“一党的专政”政权。《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5。按胡适的理想，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任是“监督，指导与支持”；但独裁政权是根本不允许“监督”，更谈不上“指导”的，于是，就只剩下了“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在与宋庆龄等在“保障人权”问题上发生争议时，胡适就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民权的保障》，《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295。这样，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对反抗力量的“制裁”、镇压，在胡适这里就具有了合法性；胡适也就走向了为一切“事实上的统治政权”辩护的立场。在1920年代，胡适在最初提出“好政府主义”时，还曾坚持“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样的“浅显的革命原理”，甚至表示：“（政府）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的手段的必要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18—719。而到了1930年代，他竟转而为“独裁政府镇压反抗”的合法性辩护，这正是表明了胡适政治上的日趋保守，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另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他的“专家政治”、“知识分子参政，并指导国家、政府”的主张，在专制体制下，始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在胡适等人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以后不久，签名者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就获得了一次组阁的机会，胡适们也确实兴奋了一阵子，组织了不定期的茶话会，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但很快王宠惠内阁就因一事无成而倒台，罗文干本人还被诬陷而入狱。据胡适说，汤尔和在王内阁下台以后，曾对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大家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这一周·63解嘲》，《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65。不仅是政治（政治家）与学术（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与行为逻辑，更重要的是，大权掌握在军阀手里，这些被视为“好人”的学者参政，事实上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却会有被利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