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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为这样的基本思想与立场的体现，这一期除发表了许多可称为“反右檄文”的杂文、短论及诗歌、小说以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内史》、《新拍案惊奇》这类“反三害”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贴在墙头上的诗”专栏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阳光下缤纷/真理的声音像春雷滚过初夏的长空：‘剿灭三害，助党整风！’”

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反右运动中，自然要被认为是一种干扰，甚至是继续放毒。那个时代的逻辑是：党既然已经发出了“反右”的号令，一切都应该统一到党的这一意志上，而决不允许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动。结局只能是这样：《红楼》编辑部最后作出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现了立场的动摇”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并在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先是将编委中的右派张元勋、李任等开除见《本刊编辑部开除张元勋、李任》，《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2号。，以后又彻底换班，另组编辑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

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

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

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　《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斗争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丧，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4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5）

《浪淘沙》第1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1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O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4期）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浪淘沙》及《红楼》发表的《儒林内史》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判定为“歪曲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团组织原则，反对或不满党团的领导，丑化党团的领导干部”的“毒草”。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

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