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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有，我们时常抱怨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无法自拔。

人口转变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进步能否同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中国的劳动力是贵了，但变贵了的劳动力要能被世界市场认可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后，中国企业就能够将增加的成本负担转移给国内外消费者。

劳动力的减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坐等人口转变催生技术进步可能过于乐观了。加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必然一步，人力资本形成需要一个周期，这正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城市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很多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仅限于中学阶段。基础教育的普及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但可能无法支撑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型。

此外，人口转变也不会自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前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产出增长记录，但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实现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体制改革而出现过若干次跳跃式的提升，但既有的改革动能已经释放殆尽。金融等部门深化改革开放，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这需要一系列积极的举措。

结构性调整主要依赖于市场，这包括人口转变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变化，但更多的是管制上的放松。金融危机再度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是有缺陷的，但中国的问题是距离自由市场体制太远，而不是太近。市场经济仍然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中国尚未充分挖掘其效率。在过去，政府将大量资源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而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制度性基础设施更值得政府去做。这是结构性调整动力的主要源泉。由此，消费和服务业才能更快增长。这些是我们自己要办好的事情。

有报道说，一个外国驻华官员雇了两个家庭司机、两个家政人员，而这位官员在自己国家却一个人都雇不起，甚至连装修房子也是自己动手。刘易斯拐点提示我们，中国正在经历类似转变。我们应该用开放积极的心态，迎接这一转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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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1）

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智力游戏。次贷危机虽未直接对我国的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但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已导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并引发对经济走势的担忧。金融危机中，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40％的出口部门曾以超过20％的速度萎缩。自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学者断言，在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增加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出口型经济体将难以复苏。

出口是中国经济起飞最主要的引擎，这是我们过去各种文献的主要结论。危机之前的2007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40％，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贸易依存度（进出口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接近70％。这两个数字远远高于美国、日本（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等大国，以及印度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很好地解释了出口规模的膨胀，中国拥有规模庞大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处于一个良好状态，人口红利效应显著。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强调了中国市场体制背后的强势政府，并且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在几十年前就强调，政府有意地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能够引导后进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笔者最近阅读的一篇文献就呼应了这一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eniel　Rodrik）指出，对一国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出口什么，而不是出口多少。他认为，出口部门之所以对中国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庞大，而在于出口产品“质”的特制。显然，如果中国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生产，那么中国集中生产和出口的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罗德里克的证据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要比人们一般认为的高得多。中国的生产和出口模式与其收入所处水平不相对应，也偏离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出口部门较高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