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2/4页)

此外，投资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偏小，纵向比较看，家庭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近10年来也有显著下滑，这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诱因。与此同时，中国居民从资本市场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并不通畅。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十分微弱，与国外政府在公共部门庞大的支出相比，中国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支出比重过小，并且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占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则上升了个百分点。

危机以来，政策面一直将扩内需、调结构与保增长并行列为政策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归纳看来，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场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对家电和汽车消费进行补贴；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以期通过构建更好的社会网络来限制预防性储蓄。

鉴于中国经济失衡的严重性以及危机背景下作出调整的必要性，这些措施还显不足。本文分析表明，要提升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径是收入结构的调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多派经济学理论均认为，消费的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很难有实质性增加。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看上去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同在于，乡镇企业或中小企业现在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下降了。政策面应该放开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并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并转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的关键一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大型工业企业，且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在国有控股银行享有优惠的融资条件，在市场中居于强势垄断地位。金融深化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获得发展资金，还能够减少消费者的资金约束。

结构调整的金融深化抓手

全球都在避免因过早退出而再犯错误。众多研究确认，过早退出导致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出现多次探底，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当局也存在类似失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断告诫说，主要经济体提早撤除可能激化全球经济中的弱点，扼杀刚刚展开的复苏。

关于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议其实并不多。从维护财政平衡的角度主张退出财政刺激方案，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联合国的模型显示，这可能令全球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致使公共债务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财政状况相对稳健，4万亿投资项目将全面展开，财政扩张步伐并未停止。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各主要中央银行也还找不到明确的紧缩理由。因为实体经济仍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而货币政策最为关心的通胀，尚不构成重大威胁。相对温和的物价环境支持货币政策退出极度宽松的状态，但适度宽松仍然是必要的。新增信贷应该从2009年的高峰回落，但仍将维持在历史较高的水平上。信贷增长惯性使得信贷急刹车的可行性不大。

在政策保持连续性和全球整体复苏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势头良好。总体而言，“救火式”宏观调控的压力会有所减轻。在政策刺激之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膨胀。宏观经济以及企业盈利的持续发展将构成基本面支撑；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宽松将构成流动性支撑；而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预期和中国的预期或将成为故事性支撑。阿克洛夫和希勒在新著《动物精神》中，把故事列为推动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的第五要素。

资产价格已经出现相当幅度的反弹，但这还不足以排除继续走高的可能性。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宏观管理的主要矛盾已从一般通胀让位于资产泡沫。伯南克曾以看淡资产价格在宏观政策中的地位著名，甚至凭此观点入主美联储。但在楼市和信贷暴跌出现之后，伯南克终于开始认为金融泡沫或许是这10年来货币政策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推动金融深化或将是抑制泡沫化的有效选择。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资产价格走高的风险可能更大。同时，我们也拥有成熟经济体不具备的优势，就是通过金融深化改善有效供给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

金融深度不足是资产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滞后于实体经济，加之中国又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相对企业融资需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