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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也很不错，早年曾下诏，要求各级官府对缺少粮食、种子的农民，要赈贷抚恤，务必到户。晚年他虽然有点胡闹了，但对老百姓还是很同情的。在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宣布，当天天亮以前的所有民欠官债，无论多少，一律免除。

这方面的记载多了，没法全部引用。至于衙役催租讨债、猛如虎狼的情况，那大约也有。“封建社会”嘛，那是免不了的。但是自从孔夫子说了“苛政猛于虎”的话以后，君主敢厚着脸皮做猛虎的，也不是特别多。

起码那时候，良民在家中坐，没做过亏心事，就不用担心有人来强制拆房子揭瓦。

再看北朝这边呢，虽然较少有赈贷，但遇到荒年也会开仓赈济，发放粮食布匹给灾民。北魏时有一次遇到旱灾，宣武帝曾经责令天下的有粮之家，除了留出一年的口粮外，存粮都要拿出来借给饥民。

这是一次史上比较少见的全民赈灾，而一般情况下，赈灾是国家天经地义的责任。

南朝的刘宋也有过一次信贷上创举，在宋、魏大战时，军费不够，文帝刘义隆下令，江南四州凡是家产满50万的富户和财产满20万的僧尼，都要把家产的四分之一借给政府打仗用。

——你们富裕了，也为国家尽点责吧！朕就拿江山作担保，总可以吧？

当然，那时候的王朝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不可能都是菩萨心肠。在高利贷方面，王侯、官僚对百姓盘剥得很厉害。

宋文帝有个儿子在荆州，用短钱一百借给平民，收回时要偿还最好的白米一石，值一千钱，而且只折成钱收回，不收米。那不是1000％的利率？吓死人！

还有北齐的末代幼主，向民间征用物品都是早上要、晚上就要收齐。经办的官员就趁机敲诈，借钱给人民去火急置办东西。但借给你的钱，注意烫手——都是借一还十，也是1000％的利！

百姓之苦，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北魏孝庄帝就曾下诏，免去所有的民欠官债，无论是一钱，还是上万，都一笔勾销。可是他只能免去官债，对民间的债务就无权干预了。

南北朝在信用事业上还有一大创举，那就是人们终于有个机构可以贷款和存钱了。

在汉朝，民间的借贷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放款业务也是商人的行为，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揽下这个事。

第七篇　南朝四百八十寺富得流油（11）

存款业务更是没影儿，都用扑满。大富豪的钱多，一百个扑满也装不下，就挖地窖，用窖藏。

至于两晋时期，国家连钱都懒得铸，信用事业当然也就没什么起色。

而到了南北朝，一切不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机构产生了，这就是寺庙。

佛教在传入中土后，运气特别好，深得皇室和官僚阶层的青睐，小老百姓对它也很痴迷——大家都要有个信仰嘛。所以寺庙享有许多特权，比如免税、免役，经济上的负担比任何人都轻。

寺庙不仅花的少，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无不争相向寺庙施舍土地和财物。这些土地，又可以转让或出租食利，正符合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

寺庙长年累月就这么只进不出，当然都富得流油。和尚们过得再奢侈，因为受到教规的约束，消费还是很有限的。

这大量的钱白白窖藏起来，不是极大的浪费吗？怎么办，放债！于是寺庙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组织机构，就开始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的放贷。

资金要盘活，和尚们要富起来，他们自己就兼做银行职员。

——佛当然是慈悲的，但那时候佛的信徒不一定事事都讲慈悲。

在我过去的印象里，古代应该是寺庙向社会施舍才对，但实际情况正好就是倒过来的。南北朝的寺庙放贷，一开始还带有赈济性质，扶贫济困什么的，到后来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基本上成了放高利贷，重在取利，而不是行善。

他们在言与行之间的矛盾之处，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荒谬。

寺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办理贷款业务当然比私人方便，渐渐地就有了信誉，客户网络也遍及各处。有的地主、官僚、王侯也有钱多了没处用的苦恼，于是也来委托寺庙放款，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这么一来，寺庙就具有了储蓄银行的功能。钱多，就请往我这儿放，信誉可靠，还能生利。

据记载，南齐的招提寺和南梁的长沙寺，都有一个叫做“典质”的部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