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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一村夫。这装束令马顿生敬意，席散后，他对吴说：“居正真不愧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艰苦朴素。”吴听了一笑：“觉生（居正号）是最会装穷的，别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吴淞所修建的房子，多么舒适。孙先生给他的革命活动费和革命烈士的抚恤费，他都克扣了，用来修自己的房子。”

抗战期间，傅雷蛰居上海，曾与十余友人组织两周一次的茶话会。参与者均为知识界人士，有钱锺书夫妇、李平心、陈西禾、周梦白等。大家轮流作文化或科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同时议论时局。傅雷本人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奇讲过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雷垣讲过相对论入门问题；沈知白讲过民族音乐现代化问题；周煦良讲过红学研究；伍子昂讲的是近代建筑……

齐协民是报人出身的政客，抗战期间寓居天津法租界，与“天津一班所谓退隐士绅、下野军阀、闻人后裔和银行巨子等，酒食征逐，消磨岁月”。他们组织了一个“二五聚餐会”（每星期二、五聚会），轮流在自家坐东。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于民国初年，由一些强势而闲在的买办组成。加入这个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非暴发户；二、个人资产在百万以上。分所所址设在当年日租界和中国地界接壤处，属于“三不管”地带，便于成员吃喝嫖赌抽。分所成员大约有五十来人，每天傍晚6点左右到“所”聚会，消遣作乐。

行商分所不设账房，负责人名于老八，另有十余员工。所内赌博不用现款，由于老八代为记账，事后清算。分所内备有中西餐及点心部，名酒菜肴应有尽有。如逢某人遇喜庆事，就叫义和成、聚和成、全聚德、会芳楼（清真）等饭庄来，大摆宴席。成员也可以带亲友去玩，但须严控来宾身份，穷小子是进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盐务署长张英华在小方家胡同设家宴，内务总长孙丹林到场时，见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霨、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廉等已在座。吴、王两议长正横榻抽鸦片，见孙丹林进来，便举枪让孙，孙辞以不会吸烟。后众人入座打牌，又让孙参加，孙仍以不谙赌博相辞。吴景廉嘲讽道：“孙总长既不会吸烟，又不会打牌，真是好人，无怪乎现在有好人内阁之称号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内阁后，决定派汤化龙和林长民赴日本、美国考察。行前，汤化龙在石板房胡同头条私宅宴请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间，田骏丰痛饮梁善济从太原带来的汾酒，竟致过量，醉死在汤家的沙发上。汤当时顿足大哭，极为哀痛。哪知就在这次考察行将结束，汤于温哥华候船回国期间，在当地华侨举行的宴会上，被一个理发师拔枪击毙，客死他乡。

张学良易帜后，何其巩为北平市长。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间强迫学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则罚说笑话一个。傅便即席编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读书时，有一学长，读书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离口。会其新婚之夕，我与同学好事者数人，潜到其窗前听房，久久不闻声息。众皆兴尽，行将散去。突闻新郎长吁一声，悄问新妇：‘何其巩（通恐）哉？’”

1936年5月23日，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业。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开幕仪式。当日贺客云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于广州南园酒家，来者不拒。有人记述说：“菜肴丰盛，有燕窝、鱼翅、烤小全猪诸品。酒，中外均备，茅台尤多，尽吃。橙汁如流水，一切听客饮用。一夕之费，耗资甚巨。”周作民在中厅招待要客，同席有罗文干、梁士诒之子梁定蓟、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等。席间罗文干说：“我在银行界有两个好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怕老婆。”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周则张开五指发誓：“谁怕老婆，谁是王八。”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翻墙跌伤胸椎，到杭州西湖别墅疗养。南京中央医院电疗科的黄医生曾去治疗一个疗程，蒋病况大为好转。一天上午，蒋用方言对黄说：“黄医官，依弗同我讲言话，晓得地个宁蛮好白相。今朝请依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里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把所有医生都招至楼外楼，蒋本人也乘车前往。医生们原以为主人请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蒋的侍卫人员早已给蒋另定专室，医生们则单在一起聚餐。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北平，在伪宪兵司令黄南鹏家大宴华北群奸。饭后，他宣布依据中央命令，将席上汉奸悉数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