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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做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大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