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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三倍，现在平均每天获得的专利数量平均高达11项。

然而，媒体却完全忽略了这些事实。一些报道只提及惠普公司股价下跌的情况，却没有说明很多其他大型科技股，包括思科（Cisco）和甲骨文集团（Oracle），在互联网经济泡沫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大盘暴跌的萧条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股价跌势凌厉的情况。很多公司拒绝转型，目光短浅地把注意力放在季度盈利方面。股票市场真的是一个无常的是非之地，尤其是在如今每只股票平均持有时间仅有不到90天之时。我在惠普公司工作时的宗旨是大刀阔斧，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公司能在未来变化迅速的行业中取得长期的成功。我们的举措影响力深远，在我离开惠普公司后多年依然奏效，而这样的长远影响显然无法在短短三个月的股价走势中得到体现。

很多人公然抨击我的领导风格，也有些人含沙射影地发表他们具有性别歧视的批评。我在惠普公司的业绩——无论成败与否，媒体通通视而不见，只是对我个人不惜笔墨。像“专横的悍妇”这一类的字眼，在这种批评的浪潮中，都算是手下留情了。我没有把全部报道看完，因为多年前，奥普拉·温弗瑞就曾告诫我，别去在意媒体对你的报道。能经得起赞扬，就能经得起诋毁。可怜的弗兰克，他坚持读完了这些报道，这让他心如刀绞。

与媒体公然驳斥我的情况相反，在我离开惠普公司后，我收到了很多的个人来信。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我曾经给他提过建议，他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的政府工作。我也收到了很多惠普公司同事给我发来的多达数万封的邮件。弗兰克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他们的信中大多是在同情我、支持我、鼓励我，为我打抱不平。

我还收到了一些科技行业高管的来信。当时，史蒂夫·乔布斯也曾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很是感动。在硅谷工作的时候，我和史蒂夫就是好朋友了。电话中，史蒂夫非常和蔼，也很气愤，他说：“他们会后悔的。”他不仅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更给了我难得的建议。

“卡莉，未来6个月先好好休整一下。”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聘请你去他们的公司，你的本能会让你想要赶紧回到业内。别这样做。先好好休整6个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对于我曾经以为和自己有着深厚交情的惠普公司董事会成员，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曾经认为他们是很有原则的人，直到后来得知有几位董事向媒体透露了我们在董事会上讨论的内容。他们害怕自己的董事席位不保，迫不及待地以不道德的方式把我赶出了惠普公司。

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候。我在出席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就职典礼时接到了惠普公司公关人员的电话，说第二天媒体将会在版面头条位置刊登惠普公司董事们最近一次开会的事情。我很快拨通了董事会的电话。后来，弗兰克告诉我，那个接电话的人说他之前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如此生气的样子。电话中，我告诉董事会成员媒体将要大肆渲染的事情。情况危急，我感觉我们的行为规范受到了侵犯，如果事情不能妥善解决，我不会继续担任董事长。“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我问道。电话那一头是长久的沉默。有个董事会成员提议全体都应该辞职，我可以委任我所信任的人继续担任董事。我坚信这个和我共事多年的人绝对是一个有原则、讲诚信的人，但我并没有走那条路。其实，我当时应该那样做的。

董事会成员一再否认他们当中有告密者。我咨询了外聘律师团队，要求他们和每个董事会成员进行面谈，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当时其实已经知道谁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勇气承认，并重新挽回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信任。当外聘律师在电话会议上向我汇报面谈结果时，我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那天，达沃斯当地时间凌晨12点30分，我在酒店的房间里，失望地发现参与那次电话会议泄密的几个董事既没有明确表态的意思，也没有出面澄清、挽回局势的打算。两个星期后，我被惠普公司解雇了。

事实上，我本可以阻止董事会对我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不愿意丧失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也不愿意让公司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因为内讧绝对会影响惠普公司在全球的发展。作为董事长，我对董事会商议的事情有优先投票权，包括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人选问题。但最后，我决定不行使这样的特权，没有对董事会针对我的解聘实施一票否决制。如果我使用了这种权利，可能再与董事会僵持几个月，最终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