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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居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手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作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工作常常因过度劳累而使他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我们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我在周恩来身边十年，他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真是白天晚上一个接一个的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陪同周恩来出席会议或接见外宾的领导人都来自不同的单位及部门。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轮着来，唯有周恩来是一个人坚持着！

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那张长条型会议桌上的“海拔”永远不会降低的“小山包”，总是等着他去批阅处理。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仅我所见周恩来批阅有关卫生工作的一些文件、领导人的病情报告等，文件上满纸都有他红蓝铅笔的划杠、圈点与批注，更不要说其他重要文件了。周恩来就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秘书们说，凡是机要部门送到周恩来办公室（“文革”期间改称“总理值班室”）来的文件，只要封面上写有“周总理亲启”字样的文件，秘书一律不得拆封，必须交周恩来亲自启封处理。他阅读与处理完那些“亲启件”后，亲笔在信封上写“退XX同志”，并亲自将文件封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领导人则授权给秘书，他们可以打开并阅读这类“亲启件”，起码能帮助首长“过滤”一下这类“亲启件”，看看是否一定要首长亲自处理，那样起码可以节约时间，亦少消耗一些精力。但周恩来不许这样做，谅必有他的道理，决非我辈能理解得了，亦非他不信任身边工作人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期间，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保健医生，不是机要工作人员，职责明确、绝不含糊，对上级领导有关“三不”的纪律教导时刻铭记心头。

但是，有时也会遇到这样一些尴尬的情景：比如当周恩来在办公室按电铃招呼人时，恰好身边其他人员临时忙别的事情去了，我在值班室听到铃声不得不权充“替补队员”立刻进办公室应召。

进房间后，我有意站在同办公桌稍稍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避免能看清桌上那些标有“机密”、“保密”、“绝密”和“亲启”字样的信封与其他已经启封的“红头文件”。这里毕竟是机要重地，所有文件我都不该知道。我为的是“火烛小心”，怕的是万一丢失了文件、暂时找不到某一个文件，或者是“泄了密”，我很可能首先成为“嫌疑分子”。

“你站这么远干什么，想避嫌啊？你在我这里工作，我是信任你的嘛！”周恩来一见我这副“模样”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用和缓而略带批评的语气说。

有时，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向我交办工作，此时恰好电话铃声响了，或者是总理临时叫秘书进来交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