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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也是礼貌地还礼

袁世凯指着徐天宝，说道：“诸位大人，此子便是炮轰红毛的徐天宝徐振华了~”

徐世昌笑道：“果然后生可畏~”

唐绍仪说道：“我也常与洋人交涉，一直也都想以夷制夷，你是设法惹得美德等国对荷兰施加压力的呢？”

徐天宝正要说话，袁世凯轻咳一声，徐天宝只能作罢

袁世凯说道：“再过几天，诸位就要到东北上任了。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可最近几年一直不太平。诸位到任之后，一定要多加用心。”

段芝贵谄媚地笑道：“卑职驽钝！”

袁世凯说道：“我在朝鲜时就与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狼子野心，觊觎我大清疆土，这次与俄人交战，就是为了侵占东北，所以，这次诸位前去东北赴任，一定要提防日本人。”

朱家宝问道：“那么我等应该如何行事呢？”

袁世凯说道：“要对付日本人，唯有联合英美等国，牵制日本。”

其实袁世凯的外交思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早在袁世凯驻节朝鲜时，就曾留下以一人抗一国的说法。1882年9月，朝鲜统治集团中的大院君派为和闵妃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发动了壬午事变。大院君派素来主张“攘夷排日”，所以在事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杀害日本人、攻击日本使馆的行为，日本大使花房义质被迫出走仁川济物浦，乘英舰回国，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兵到朝鲜问罪，借机扩大侵略。为阻止日本人“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清政府决定派丁汝昌、马建忠等人入朝相机处理，同时调派吴长庆率庆军六营前往弹压。在马建忠等人的策划下，吴长庆带领当时任庆军营务处会办的袁世凯等人用计拘禁了大院君，并送往国内软禁，从而消除了日本人借机干涉的口实。

在这次行动中，袁世凯因为严于治军、表现勇敢，得到了吴长庆等人的赏识。吴长庆向清政府保举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袁也因此被擢升为同知，并赏戴花翎。随后被聘请编练朝鲜新军，其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日本，形成了中日两国在朝鲜军事改革中的竞争与对立。在吴长庆被调回国后，袁世凯实际上掌握了驻朝清军的领导权，他大力扶植朝鲜统治阶层内部较为亲中的事大党，压制相对亲！日并得到日本人支持的开化党。

为抵制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渗透，袁世凯积极发展中国在朝鲜的经济力量。他集中力量扩充华商在汉城与仁川的商务，采取了增建华商会馆、扩充租界以及尽力招徕华商等措施，因而中国在朝鲜的商务及中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发展迅速。

不过，初次和日本人交手，袁世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发展状况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在他看来，日本不过是个岛国，根本无法和中国抗衡，所以言谈之间也经常显示出对其实力的不以为然。他曾说：“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知多少尽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耳。”同时，他还与国内张謇、张佩纶等人所主张的“东征论”相互应和，不赞同李鸿章等人的对日让步政策，认为蕞尔三岛决不是中国的对手，主张示之以兵威，甚至讨伐日本。很明显，这些言论虽然表现了一种积极的对日态度，却并不是建立在对日本正确认识上的判断，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意识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竟然被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打败，这给中国的思想界和士大夫阶层造成极大的震动，日本也由过去轻视的对象转变为许多人心目中学习的榜样，袁世凯对日本的认识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同时，由于过去十几年在朝鲜的直接交手，他的认识又要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甲午战后，袁世凯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和等人，鼓吹变法革新，认为“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世之效，彰彰甚明”，“然目今中国形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对照战前他对日本的看法，简直判若两人不过，在袁世凯看来，变法的当务之急是模仿西方的营章操典整顿军队，编练新军，“而日本兵之取则欧洲，其兵书纂述宏富，文字相近，易于译录”，是模仿学习的最好对象。因此他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主要是向日本学习。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新军的体制和操练方法都主要仿照日本军制。从1896年起，袁世凯派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孙传芳等一批军官赴日本学习军事，此后相继派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