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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开放和铸造钱币的事就交给丞相府全力着手开办。”

“臣遵旨——”萧何躬身一礼。

这时翰林院一位大学士蔡闵之迈出一步道:“启禀汉王,萧丞相所言虽大有道理,可是矿山一事,颇为可虑,一是恐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将来会私铸钱币,流通于市,致使钱币贬值,物价猛涨,实为一大患;二是以防日后有图谋者借此开矿屯兵,聚集流民武士,图谋不轨,乱法闹事,这些都不可不防啊!”

萧何转身回声道:“丞相府已拟定法令,除朝廷外,不得任何世家和商贾私自铸造钱币,也会制定相关举措来预防这些可能性,汉室初立,严肃法纪,至关重要,但如何施法?臣以为,治不如防,如果失去了约束监督,渐渐造成官吏腐败,政令不通,倘若对天下官吏仅以酷法制裁,伤筋动骨,却难以根治!新任官吏独揽地方大权之后,唯我独尊,失去畏惧之意,怀抱侥幸心理,贪赃枉法还会前赴后继,因此臣十分赞同汉王三权分立的见解,使立法、行政、执法分立开来,相互配合,相互监督,防止一权独大,地方拥兵自重、一手遮天的情况,各郡县三权各行其政,各行其法,遇到难题和阻碍可向各自上级文书禀告,地方解决不了,还有朝廷六部,还有枢密院、御史台、丞相府、翰林院,这一举措,更加明确了分工,必然使我汉室朝廷机构更加有效的运作起来。”

百官听到丞相所言句句妙语,对朝廷的治理深得其法,不禁都觉得大有道理,殿内这些文官武将,大多都是中原的俊杰雅士,不少人多有贤名,如今在汉中任官,不断听到汉王和萧丞相别出心裁,与秦国不同的治理之道,越来越对汉室的发展寄托厚望了。

龙天羽想的却更深一些,古代变法历来充满杀戮和血腥,说白了就是革新党与守旧党之间的争斗,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都在邪恶残暴的鲜血中失败,李悝退隐,吴起惨死,后来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齐威王变法、秦国的卫鞅变法,都充满了杀戮,韩国杀了几乎所有的权臣,齐国更是用大鼎烹煮官吏,秦国最甚,几次三番大肆杀戮阻挡变法的平民农夫和守旧贵族、秦老氏族,动辄上千人同时行刑。

而如今,汉室初立,各个阶层的矛盾还不明显,无论公侯勋卿、朝中百官、天下士绅,甚至各地落王、世家,豪门,尚未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因此在建国初期,就小心翼翼,不断修改律法和朝廷机构,削减官职的权力,同时相互监督,潜移默化地一步步变法,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等立国百年再变法,所有势力盘根错杂,组成庞大的关系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就算是皇帝,也触逆不了这么庞大的力量。

然而,藉由社会矛盾激化而不理,深受其害的不只是平民百姓,整个朝廷迟早被拖垮,这也是为何古代王朝更迭的根本所在,表面看是因为昏君的关系,其根本是王朝由盛转衰,朝廷矛盾激化到不可协调,出现了一个昏君、暴君或枭雄、大旱之年、外族入侵等等,任何一个导火线都会致使王朝倏然倒塌。

所以即使龙天羽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以两千年封建社会朝代更替为借鉴,也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获得长远利益,就必须让利于民,并采取有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剔除平时难以撼动的积习、旧制,矛盾就可以逐渐迎刃而解。

龙天羽开口道:“三权分立的事宜就交给丞相府、枢密院、兵部、刑部、吏部负责,以太尉和丞相为主,办理此事,有关人员升迁、调质、上任的细节,待四部门拟定合适人选在大殿商议确定后,再行公布人员职位。”

汉王明白在目前这种群雄并立,封建社会定型时期,要想成功改革,只有自上而下,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上边费尽心机制定的政策,到下边敷衍了事,根本得不到贯彻实施,三权分开,层层控制、层层考核,赏罚分明、明确责任,才能加强提高朝廷官员的责任心。

当然龙天羽对现在的变法还是持着稳定踏实的心态,不敢操之过急,与这个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前提下,尽量变革求新,加入一些唐宋元明清及现代的治国方法,毕竟在目前这种大环境下、在目前的科技水平、讯息能力、民智习俗下,要是想搞民主专政,那纯粹是脑袋让驴踢了,社会主义拿来古代来实施不搞得天下大乱才怪。

曹参、萧何、周勃、陆贾、周昌五位重臣大员躬身领旨,共同负责这次三权分立的部门建立、职责划分、俸禄爵位等具体事宜。

龙天羽关心科举的事,说道:“张太傅不日便归来,由翰林院拟定科举的事宜,出卷命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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