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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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说的第二点看法就是关于“焚诗书”。郑樵认为“焚诗书”跟秦始皇无关,他说这个责任在谁呢?一个在萧何,一个在项羽。刘邦入关以后,萧何跑到秦朝的宫殿中到处搜索,他要找什么东西呢?就是天下的地图,结果都把它拿走了。连同拿走的还有各地的人口记载、赋税征收的数量等,萧何把这些东西拿走了,而真正秦朝宫廷的经书都没有拿。萧何拿走这些东西是为了将来刘邦当了王以后可以知道天下有多少户口,然后按户口来征税;萧何最关心的是怎么征税,所以有关户口和税收的书他拿走了,其它的书不要。之后,项羽又来了,他一把火把秦朝宫殿一烧,书也烧了。所以郑樵认为,其实对中国古代典籍损害最大的人是萧何跟项羽,跟秦始皇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郑樵作为南宋的大学者提出的一个说法。他说先秦的经书最后是怎么消失的呢?是“学者自亡之耳”。这书不是秦始皇烧掉的,实际上是学者自己把它毁灭掉的,郑樵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汉代人为先秦的典籍注解,如经书上五个字,注解的文字能达到两万多字,你为了读懂那五个字,得把那两万多字看完,古人对此作了“皓首穷经”的比喻。什么叫“皓首穷经”?就是头发白了,才把这本经书读完了。比如说读《史记》,从小读到头发白了才把它读完;读《论语》读了一辈子,才把《论语》读通了。古人认为,能通一经就很不容易了。郑樵就以这种烦琐的学习态度勉励人们,非把经书读完不可。郑樵的这些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引发了后人强烈的思想震动,等于是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翻案制造舆论,后人就对这个问题开始讨论起来。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郑樵的人是明代人。明人孙承恩写了一篇文章叫《秦儒》,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驳斥郑樵。他说,不错,陆贾、郦食其都是秦儒,确实活到汉初为刘邦服务了;叔孙通是秦国的待诏博士,这也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三个儒生在秦代都没有受到重用啊。没有受到重用跟废了有什么区别呢?你总不能说“焚书坑儒”一定要把天下的儒生都杀绝,那才叫“坑儒”吧。这是孙承恩驳斥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秦二世确实是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讨论国家大政,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秦朝宫廷的博士很杂,有的博士叫“占梦博士”,是专给皇帝解梦的,皇帝做了个梦,就召个博士来解。何况这三十多个博士并不一定都是纯儒啊。孙承恩驳斥了郑樵的观点,这两个人就隔代交锋了。宋代跟明代跨度已经很长,但并不妨碍这两种思潮的论战交锋。这个交锋依我看来孙承恩说得可能更客观一点。郑樵的说法呢,他的意义只在于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历史不能离得太近,距离太近的时候就没办法评论了。历史一定要拉开距离,拉开一段时空,这就是郑樵评价的意义所在。

'画外音' 从后人对“焚书坑儒”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焚书坑儒”成为秦始皇身上无法洗去的污点,始终逃脱不了人们对他的诟病。“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他提出应该根据古制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老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书也限期交出烧毁,这就是“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5年,有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四百六十余人被全部坑杀。针对“焚书坑儒”,王立群老师认为后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其中不乏大家。那么,后世的人们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呢?王立群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些大家的观点呢?

郑樵以后,清代人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家,小家我们就不提了,只讲大家。清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朱彝尊,这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说焚书坑儒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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