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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考取留苏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在完成留苏预备部学业后（计作一年工龄），仍需要到国内有关单位进行一至二年的实习，获得专业上的积累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后，才可以派遣出国。

经过数年的人才培养和积累，我国各重要领域初、中级专业人才队伍积累已臻于雄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识到，研究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出去取经，回来传道”，即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带动国内整个学科领域的科技进步和人才积累。因此从1958年开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转变为培养高级师资和科研人才。###将留学研究生选拔和使用的主导权下放到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研究生出国名额和专业分布由此前的###统一规划、下达指标变为各高校自行确定；研究生毕业去向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变为“返回原单位任教”。38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10）

最后一个阶段为降温期（1960年至1966年）。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与此同时，通向其他欧洲国家的官方留学渠道已经畅通，留学国别选择趋于多样化。基于以上因素，六十年代初派遣到苏联的留学生人数骤减到两位数的水平。留苏学生以研究生和进修生为主，大学生在名单中逐渐消失。留学生派遣政策再次回到“宁缺毋滥”的轨道。1966年以后，中苏两国政治上走向敌对，中方完全中止了派遣留苏学生的行动。

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派遣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首先，在专业分布上偏向于应用技术。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才，当时认为并非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因此，一部分原本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留学人员中途改变专业，转向应用技术。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以1953、1954、1955年的数据为例，在每年派出的留学人员中，学习工业专业的占70％以上，文教卫生占15％左右；其他专业仅占15％。而在工业专业中，地质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土木建筑三类专业更是一举占到了80％。39

其次，在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定“左”的倾向。

在留苏预备部，有的人在统一置装后又自己买了考究一点的衣物，被视为故意摆阔；有的人在出国前返乡探亲时祭拜祖先，被看作有封建意识残余，结果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出国机会。

在留学期间，受国内各种政治风潮的波及，留学生内部也涌动着“斗争”、“批判”的波澜。尽管在使馆有关管理人员的调控下，政治运动远没有像当时国内那样风生水起，但还是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影响。

必须承认，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探索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称许。而十几年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也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说。

第六章　五分！五分！（1）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大学的第一节课。

老师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板书，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口述讲义。身边苏联同学唰唰地记着笔记，不时和老师进行讨论和交流。

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

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鸟，唧唧喳喳地散去。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留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我的无知无能。

一种近乎绝望的沮丧笼罩着我。

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整整六年俄语，来苏联后还上了一年预科。因为俄语远远比同班的亚非拉学生出色，预科时还曾被老师豁免听课！

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俄语了！

大学生活，居然就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狼狈中开始了。

每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听懂一点。可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残缺；每天走出教室都是一样的天昏地暗、头晕脑涨。

一个月下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乎要精神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