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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潜在的反公地悲剧。

房地产问题是反公有资源所有权的一个典型例子。此外，有益的集体性排斥，大概也包括在这一概念的外延当中。举例来说，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都要求全体一致，任何一名陪审员都能阻止有罪裁定。在一个力图避免司法错判的社会里，这种反公有资源是正当的（因此也就不是悲剧）。反之，非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不要求全体一致。这里，我们不接受困局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对原告和被告并无预先偏好。

同样，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和州政府实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早在1788年，詹姆斯·麦迪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之时，美国的立宪主义者们就论证了“相互制衡”的合理性，因为它有助于深入思考并保护少数*益—尽管权力的分散有可能制造出政治反公有资源。57

选民有时似乎偏爱困局，投资者也是。按理财经理约翰·戴维森的说法：“市场实际上喜欢行政当局和立法当局分属不同体系，因为它能减少华盛顿造成的任何损失。”2006年，共和党人控制了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接着，到11月选举时，*党人重新夺回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投资者们反响如何呢？“华尔街沸腾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新纪录，因为投资者相信，*党人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能创造困局，阻止立法者干扰商业利益。”58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各享有一票否决权，你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反公有资源结构的国际性应用。各国建立联合国之后，害怕它滥用集体行动甚于毫无作为。除非能依靠困局保护国家利益，否则五大国绝不同意联合国行使其广泛的权力。困局的副作用是，握有否决权的国家可以而且经常阻止安理会结束战争、避免种族大屠杀的行动。

“反公地喜剧”的看法暗示，有时候，对于某些资源，我们应当提倡困局。然而，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资源来说，一定的使用度对社会是最为宝贵的。困局很少能保证最佳使用度。

在辨识公地悲剧方面，我们有过千百万次的实践。太多人捕鱼，鱼群就枯竭了；太多人制造污染，我们就会在浑浊的空气中窒息。于是，我们根据以市场为基础的协作与立法解决方案展开了行动。类似地，我们在辨别因单一垄断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方面也有许多经验。我们设立了管制机构，多少知道该怎样解决这类问题。

但我们不熟悉因多重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局面，难以辨识受影响的资源。和其他资源误用形式一样，反公地悲剧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小的损失，然而，我们从未注意过，未给它起过名字，没有围绕它展开过辩论，也不知道该如何补救。我们怎么会陷入所有者太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脱身？首先要迈出的第一步，是别再给反公用品悲剧中的“使用不足”划上波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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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说不定有一天，你，或者你深爱的某个人，会因为一项根本不该批准的基因专利白白送了性命。听起来很牵强？遗憾的是，此事丝毫不假。如今，有人用基因专利来终止研究，阻挠医学试验，向你和医生屏蔽关键信息。基因专利放慢了我们对致命疾病的治疗步伐。

—2007年2月13日《纽约时报》署名社论，迈克尔·克莱顿

生物科技革命当初信誓旦旦说的救命药物在哪里？可能是生物医学困局挡了它们的道。本该诞生的药品没设计出来，这笔赌注未免太大了。

一方面，提倡者认为，国会应当对专利权做一般性的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申请新的基因专利。

1　另一方面，生物技术行业的说客们却说，光是嘴上嚷嚷倒没问题，可立法悬而未决，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2　国会山就公众的健康和不少主导产业的财务健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辩论。这是生物科技与*之战，是大药厂与软件之战。人人都被困局搞得焦头烂额。

3　《洛杉矶时报》社论指出：“立法冲突反映出华盛顿方面日益感到专利制度误入歧途。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高速发展，迫使专利持有者做出新颖、出人意料的权利主张。但它同时也反映了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本质。对于小块土地或成串珍珠来说，你很容易判断产权的边界在哪里。可对于像发明创造这样抽象的东西，边界非常模糊，并有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4本章会带你畅游药品专利困局。10年前，丽贝卡·艾森伯格与我携手拉开了当今辩论的序幕，我们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