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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都是别人认为，你自己没有事！”

“我没有事，也不能说没有事，有许多错误。”

“都有什么错误？”

“我借给别的犯人棉衣，拉拢同犯。”

“拉拢同犯干什么？”

“什么也没有干。”

“是不是叫他们当交通（特务机关传递情报的人）？”

“当交通，他们不懂得。”

“关梦龄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说，就可以混过去？”

“这样吧，政府把我的活动计划说出来，我承认好了。政府宽大就宽大，不宽大也没有关系，现在枪毙了，我已经多活了六年。”

“你要坦白，自己说！政府不能替你坦白。”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给我加什么罪，我都接受。反动也好，顽固也好，我是承认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抗拒！”万科长又批评我。

我停了一下，没有说话。旁边那几位干部也都困倦了。我心想，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又到这陪审，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他们一定认为我很顽固。我想了一下说：“报告科长，我先回去，明天我写一写，写完了你看看，不行再说。我这件案子，也不是个小事，反正一天两天结束不了。天太晚了，我支持不了，腿也疼起来了。”

这位科长往沙发上看了一下。有几位干部也说：“先叫他回去吧。”

“关梦龄，你回去好好想，老实写！”

回到监号，我把今天的审讯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知道他们手中什么也没有，审讯的词句很空虚，一听就是硬要东西。我最后脱身的那几句话，是想试一试，如果他们不叫我回来，那是有证据的，放我回来就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我说回来写，搭了个台阶。我如果总是“不知道”，“我什么活动也没有”，那就不好下台了。我这样一说，暂时收场。我躺下来，心里很坦然。心想，他们这是何必呢？不敢往我身上乱加罪，又不肯对我放松。事缓则圆，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日子多了就会好转。

早晨起床，一看脚脖子破了，我说：“这怎么办？挺疼！”

“找医生，怕办不到。”这是李万金说的。

他说找医生办不到，我倒要试一试。我拿张纸写了一个条子，交给班长。我想，如果医生来看，那我还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置之不理，那就如同一般犯人。一般犯人脚脖子卡破了，根本没有治的。条子交给班长，班长回来对我说先等一会儿，上班医生就来。这里有犯人医生，有政府人员的医生。一般犯人，都是犯人医生诊断。我这伤不知什么人来看？早饭后，一个女医生来到监房！她叫我坐在门口，给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用绷带扎上。走时还说后天再来换药。她走后，李万金说：“这是李典狱长的爱人，她是不给犯人看病的，你是个例外。”

“我的案子严重，犯人医生不能与我接触。”我这样说，但心里感到事情越来越好办了。

天天提审，写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抽出时间还要写检讨书。我的检讨是这样写的：第一项、拉拢同犯，企图不轨，在1953年秋，借给反革命犯方锡志毛衣一件，又借给邹达棉袄一件，造成小圈子；第二项、破坏生产，浪费原材料，在劳动中，多用胶浆，违反增产节约的号召；第三项、心怀不满，抗拒改造，对政府人员的教育，背地发牢骚……共有三十五项缺点。写完之后，交给管教科。以后补充说明一件事：在监号与犯人谈天时说，犯人在监中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镇压。这个问题可能反映错误。我予以解释，并找出几个犯人作证明。

晚上灯不亮，什么也不能写。我与刘克敏、李万金两个人聊天。他俩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没事他俩就谈这些。比如刘克敏说：“大厨房姓苏的，因为入洞房判了三年徒刑。”

我一听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呀？”

“成亲他没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时，两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唤，他把嘴给捂上了。捂了半小时，后来一看，他老婆不吱声了，没气了！死了。这就判了三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儿还没完，就抬死人，预备棺材。”

“咱们隔壁住的那个小子，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静。他是个乡下唱小戏③的，因为放火，判了三年。他是唱花旦的，留个大背头，长得像女人。他刚入监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他装女犯，入了女监，在女监里住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个女犯叫他给划拉了。后来发现，给他加刑到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