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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暮之年，刘邦在《敕太子书》中，曾诚恳地对太子说：“今视汝书，尤不如吾。”劝太子“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此处“自书”之“书”　字，显然又是指“书写”之“书”，这实际上是他在身体力行地勉励孩子刻苦学习。

不错，在太史公笔下，刘邦曾接着对太子说：“自喜谓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汉书·高帝纪》亦曾载：“初，高祖不修文学。”但班固仅说刘邦不修文学而已，接下来班固还指出：“（高祖）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并未说他不学习。而且“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之说法作为口头禅，自古以来不知为多少学者所用。这怎能作为刘邦从不读书的证据呢？况且高祖在《敕太子书》中还说道：

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

作为一代开国帝王，能知自责，并有如此自知之明，古往今来也是十分罕见的。

试想，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在当初进攻沛县时，怎能写出那样感动天地、慷慨激昂、令沛县军民迅速归附其麾下并衷心拥戴其为“沛公”的“天下苦秦久矣”　之讨秦檄文。

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何以精通张良、陈平献与自己的“兵书”，并能面对众将相谋略计策及“终日争不决”的辩论，迅速作出正确决断；更不要说审阅繁多公文奏章，撰写众多诏书了。而且司马迁在《韩信卢绾列传》中也明确记载：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高祖、卢绾同日生。……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在此处，司马迁用了两个“壮”字，与《高祖本纪》载：“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之壮，总计三个“壮”字。学者多认为刘邦任亭长时间最少已27岁或36岁，①②《礼记·曲礼》云：“三十曰壮”。由此可见，30岁左右的刘邦仍在学习读书，成绩可嘉、名誉乡里。这样，他得以参加秦王朝之召考官吏的考试，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10）

另外，此处“俱学书又相爱也”　一句中之“书”，亦有学者注为儒学经典之《书》，②如孟氏撰文便注之为五经之一的《尚书》。⑨果如是，则说明刘邦少时可能与其弟一样曾被父亲安排向儒家学习，对儒学也应该是了解的。

无疑，易中天先生等所谓“刘邦从小不读书”及“读书少”的说法均是缺少根据的。

9。平民刘邦“游”的是学问道德

再说易中天先生所谓刘邦平民时“游荡好闲、东游西逛”。

平民刘邦的活动，《高祖本纪》也仅记述：“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刘邦任亭长的时间的考评，见本书后面章节）。除此之外，再就是《高祖本纪》“常繇咸阳”之载。

关于“繇”字之含义，《集解》注引：“应劭曰：‘徭役也’。”对此注，史界争议颇多，或曰刘邦去咸阳服役，③⑩或曰送役徒去咸阳。②（本书另有专门评述，见后文。）由于《高祖本纪》及其他文献均很少有“微时刘邦”离开家乡“丰沛”外出活动之记载。故无法得知所谓“刘邦青年时，游手好闲，四处游荡”②的证据。倒是可在《张耳陈余列传》中找到以下记载：

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是说布衣刘邦常去魏国大梁、外黄等地，在张耳处，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耳何许人？《张耳陈余列传》又载：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至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余者，亦大梁人也，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可见，张耳为魏国（反秦）之名士，乃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座上客（信陵君病故时，刘邦10　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