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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的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兹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更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8＇

《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的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第五期，言论升级，恰巧是台湾选举期间，其中五篇文章，冲破禁忌。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大陆社会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没有富商巨豪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大恶霸

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他举出渔民和盐民的穷苦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对魏镛、沈君山、丘宏达等人的“革新保台”，他认为纯粹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长他们的专制统治……对“台独运动”，他认为对台湾的政治革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根本无助，只会延长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台湾的侵略。他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在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9＇

这些话在台湾公开发表，当局一口咬定是为匪张目，犯了“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台湾政论》被封，邱垂亮禁止入境。

国民党人接受当年《自由中国》的教训，对言论的控制，再不敢掉以轻心。《大学杂志》时代，基于政权的需要，略事开放，已一天星斗，稍有疏忽，后果可虞。于是当局重现铁腕，迅速后转。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灿无期徒刑。白在选举前，散发传单，提出二十九项问题，其中最闯红灯的是，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

蒋其实没有财产，他自己从不贪污，他如有雅量，大可一笑置之，但当权派认为领袖最神圣，碰到元首

的事，此例不可开。以“政治煽动”罪逮捕。

五月，逮捕台籍著名人士颜明圣、杨金海，控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罪名，的别判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