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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政治或非传统的冒险行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满意的工作或闯荡人生，由此发展强烈的自我意识。假定我们30多岁之前生活伴侣就能出现，我们中间一小部分人不但追求非传统的婚姻，而且愿意尝试核心家庭之外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到我们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选择做单身母亲，假定我们不受生物机能的影响，会更容易找到一个伴侣。其他的人则坚定地选择不要孩子。之后我们有些人又选择离开了被虐待的关系或是令我们窒息的婚姻。不去寻找生活中的伴侣，我们专心发展事业，抚养孩子，寻找另一个可提供支持的来源。我们中有些人会被我们爱慕的伴侣抛弃，使我们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失去了信任感，但是我们度过了这些生活的磨难。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历的不只是一种坎坷。但我们谁都不会想象到自己在40、50或60岁的时候还单身。当然我们也没有想到作为单身女性的我们也没有感到孤单，会过着充实又满意的生活。我们同传统文化信息——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幸福取决于找到伴侣的观念作斗争并超越它。

在整个30岁、40岁，以及向50岁迈进时，我们许多人都在坚守理想的心灵伴侣的理念，但是我们没有花大部分时间去寻找，而是在营造自己的生活。营建的许多社会支持因素与那些已婚女性建造的相似。但是，作为单身女性，我们通过文化不太认同的因素——亲戚朋友的帮助来达到目标而不是通过伴侣。常常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建造可行的单身生活添砖加瓦，在50岁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走出伴侣这种禁锢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满足。

在下面的篇章里，我追踪调查了一些女性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使之走向单身的，其中的一位一直单身，有两个是离婚的女性，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以及我们为自己营建的支持因素。我们四个人代表了我研究中的新单身女性的多样化。我们中有三个是白人，一个是非裔美国人。有三人是母亲，其中的一个是女同性恋者，那个没生育的下定决心不要孩子了；一个是几乎没有过家庭的；另一个生活在大家庭中。就家庭来说，有三个生长在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出生于工人阶级；我们两人的母亲是全职做家务，另外两个的母亲外出工作，同时也做家务。

我们四人做出的人生选择以及我们给自己创造的支持因素是所研究的其他单身女性生活的一个缩影，包括在后面的章节我要讲的那些人的故事。

对生活的选择造就长期的单身

我们的选择有其历史特殊性，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1965年后，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那些妇女运动以及为新生活方式辩护的革新文化提倡的理念，使得我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为可能，部分的选择由此塑造而成。这些变革思想与更传统的理想婚姻和家庭生活观念共存。在将来，不同或更广范围的选择可能会推动单身生活。而且，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选择，以经济上至少适度有保障、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白领阶层为先决条件。然而，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一定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保持单身状态或成为新单身女性，有配偶的生活也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做出这种生活选择的女性不太可能花费过多的精力去寻找伴侣，她们也不太可能为了找到伴侣而委曲求全。

选择非传统的生活

选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许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成年女性最有关系了，那时与今天的情况不同，核心家庭控制着个人生活，还有70年代、80年代早期选择离婚也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和吉莉安·海尔德一直单身，选择不结婚但选择前卫的生活方式。瓦努娜·拉·布兰克和朱丽叶·科恩在1980年离婚，这种做法在她们的社交圈子里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选择不结婚（1）

吉莉安个子矮小，容貌漂亮，精力旺盛，在社区大学教历史和跨学科研究。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她54岁。她热爱教学，有自己的家，经济上有保障。从我听到她的故事，到接下来跟踪调查了8年，我看到她同我的生活经历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我俩都是1940年出生，来自中西部，吉莉安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独生女；我则是有类似家庭背景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我俩的母亲都是由基督教徒变成了天主教徒，都是全职家庭主妇；我俩的父亲都是专业人士，我的父亲是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农业学院的教授，她的父亲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工业化农场城镇的律师。我们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和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