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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邦，库梅的王政至少继续到公元前八世纪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时之前。王政消失以后，王（巴西琉斯）的名义往往还保存着，它属于一个王室后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贵族中的一员。在米利都发现的，属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个铭文，记载某次祭典，说到“王参加了这次奉献牺牲的祭典，但是他没有比歌队中的其他人员分到更多的‘胙肉’”。这种情形，以后也见于希腊本土的雅典。公元前八世纪后，希腊的执政官九人团中，次于首席执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职务是祭仪执政官，他担任祭司和处理宗教事务。

拿这种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诸国的“世卿政治”比较一下，也是饶有兴趣的。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

官制与兵制

贵族专政下的“官制”如何，从古代文献碑铭中应能找到若干具体材料，可惜我的涉猎范围十分狭隘，无法举出什么直接史料。虽然如此，阿德科克文中“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两语，还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

这种“官制”，也见于共和罗马。共和罗马元老院成员都是终身职，执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由“百人团民会”选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他们虽是民选的，实际上“每一位前任的高级官员最终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员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选出来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31页）。共和罗马的官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希腊殖民城邦的官制，而且说不定罗马这种官制还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可以设想有一个贵族寡头组成的议事会，它掌握全部政权，其中成员全是终身职务。行政官员任职期限有定，无论他们的选任是否通过人民大会，事实上，这种职务由议事会中的成员轮流担任，并对议事会负责，这些贵族们的执掌政权是为了保卫本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是富有的，所以他们的职务全是义务职，不向国家领取报酬。

关于兵制，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在古希腊，继君主政权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士组成。其始，都是骑士。军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骑队身上……”（《政治学》，第213页）

“在古代，擅长以骑兵制胜的城邦常常为寡头政体，就因为战马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这些寡头城邦惯常用骑兵和邻邦作战，我们可举爱勒特里亚（Etetria）、（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　ad　Meander）以及小亚细亚其他许多城邦为例。”（同上书，第181页）

城邦的自治和自给决定它的兵制一开始就必须是“公民军制”。贵族寡头政制时代，不论城邦居民多少，组成城邦的Polite（原意“城邦的人”，转意为“人民”）是贵族，所以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殖民城邦从主要务农逐步变化为农工商业兼营，其中有一些还变成以工商业为主，并且还发生了规模壮阔的“二次殖民”，社会阶级关系自然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简略提到了。大体说来，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分，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照阿德科克的说法，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倒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参见本书第五章）。在小亚细亚，外敌的侵犯打断了事变的进程，僭主上台固然依靠他们，建立民主政体却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僭主的倾覆，外来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会发生购买奴隶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