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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反共派顽固派他们将要蒙蔽事实，造作各种报告，以便挑起更大之武装冲突。据闻，大别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规军队动员，并向皖东开展；反共派顽固派也正在眉飞色舞，他们仍在做更大的计划企图歼灭本军于皖东。然而本军除一方面公布事实真相，并向各方面呼吁和平，请求和平解决外，对于从某方面而来之武装进攻也决不畏惧，本军只得准备一切抗抵对于我军之任何进攻！我们知道，在目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赞助的！我军之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所以我们不怕反共派顽固派的任何进攻，也只有彻底击退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抗战才能坚持，团结才能巩固，国家民族才能得救。否则让他们猖撅下去，统一战线就会在他们的挑拨之下破裂，抗战就不能坚持，中国就会亡国。

然而，我们是衷心诚意的希望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前电请蒋委员长、李司令长官、白主任、李主席及其他各界领袖，呼吁和平，请求停止军事行动，一切问题均由和平途径商讨解决！因此，我们更希望各界领袖、贤明人士同声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固团结以抗战，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本军所求者为生存，为要有立足之地，为要能够坚持抗战，此外别无所求。我们相信：在各界同胞一致赞助，要求和平的舆论之下，冲突是能避免的！反共派顽固派是无从挑拨的！抗战是能胜利的！中华民族是一定要独立解放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新四军成立后，我在皖南军部担任参谋长。当时党组织在大别山有一个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康，不久就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新四军在江北有一个第四支队，是由两支武装合并组成的：其第七团和第九团是高敬亭领导的原鄂豫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团是周骏鸣从河南竹沟带来的原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1939年5　月初，军长叶挺到江北来视察，于5　月中旬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由我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时在延安），邓子恢担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担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7　月，以第四支队的第八团为基础，又成立了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周骏鸣，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的关系是相互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1937年以后，由于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学生从城市撤退到农村，要求武装抗日。如果我们当时向敌后发展，这是一个最好机会。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是新四军领导的。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我到江北后，便将第四支队第九团、挺进团和游击纵队恢复起来，并扩大了游击纵队。但王明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两个团就够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司令廖磊也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在这点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曾当面驳斥廖磊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为什么要往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日本打！由于东南局主要负责人什么都讲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皖南军部的武装一点也没有扩大。

在江北时，国民党无理扣减我们的弹药，我们就搞税收，还办了一个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月或半月后就放出去搞武装。我们武装抗日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始终是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我们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会产生的。我当时与东南局负责人争论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小，什么事都还要向廖磊请求，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10万人，那时国民党就不敢与我们闹磨擦了，什么事情还要反过来请求我们，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我们向敌后大力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但东南局负责人却要一切通过国民党，向国民党要委任状，不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苏南的部队调回皖南。当时国民党为了割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我们皖东的第四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彭雪枫的第六支队调到江南去。廖磊还无理限制我们皖东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