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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西方社会的企业家行为，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是对机会高度敏感，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性决策（卡森），勇于创新（熊彼特）和“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奈特）；从企业家作为“创办与经营企业的专门家”的角度，是充分利用管理和技术，充分发挥管理的才能；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是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价值伦理的角度，企业家行为完全符合“天职”的要求，本身即是世俗活动与神性价值的统一。企业家的上述作用决定了其地位的重要性，而地位的另一面则是他必须努力承担责任。

三

在中国，上述的逻辑则是相对缺失的。在历史上，商业力量和商人、企业家的地位一直得不到充分的认可（只是“末业”、“末民”），即使今天滚滚红尘中对企业家的一些追捧，也主要是和财富数字相连。我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企业家对社会的深刻价值。

缺乏对商业力量的尊重，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例如，为什么发明了四大发明的中国却无法诞生近代自然科学（“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康乾时代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从％提高到％），其后却一蹶不振，迅速没落？深入的研究都证明，无论是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贫瘠，还是在经济实力上的没落，都与中国社会商业力量之不能独立发展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的欠发育，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于“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本人指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是由于“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4种阻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竺可桢先生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论文中则分析道，一般人以为近世科学起源于伽利略、牛顿几个伟大杰出人才，实是大误。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工商业大为活跃。海洋中船只之驾驶，需要专门工程知识；贸易繁盛，金市不足应付，冶矿迅速发展，而开矿时又发生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15世纪末，欧洲已有16种机器用于矿中去水。航行发达，望远镜与罗盘针之制造日趋于精密。经纬之测定，又要天文知识。到1660年左右，英国有一班学者，专门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来###讨论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虫鱼。这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起头。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17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孜孜为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是近世科学之开端。

而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16、　17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封建宗教相奋斗呢？”竺可桢认为，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鞅以后，重农抑商、农本商末之论勃兴，汉初工商业长足之进步后，贾谊、董仲舒主张严厉裁抑商人，汉武帝更厉行多种抑商政策，例如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国营。由于将经商看作“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业发展就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思想。“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这就是竺可桢最后的结论。

至于为什么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会迅速衰落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曾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作为鼓舞力量”，而以顾准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阻滞了近代化的过程，在大一统的王权政治框架下，产生不了基于西方城邦民主、民间自治、个性独立之上的经济形态。

秦朔：企业家认同，寻找新坐标（3）

从费正清到杨小凯、袁伟时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