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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荣见部队距武昌只有三里路，便派人呼唤城内的守军，再次邀他们夹击太平军。无奈城内兵力单薄，缺乏战斗力，而常大淳为人过于谨慎，还是不敢出兵。恰值天气寒冷，又下大雨，淋湿了火药，向荣便收兵回营。常大淳失去了最后一次为武昌解围的机会。

太平军在长沙攻坚时积累了经验，决定在武昌城下如法炮制，挖地道轰炸城墙。这一次，他们看准了江边的文昌门。1月12日，林凤翔在李开芳的配合下，带领先遣队挖掘一丈多长的地道，在城根埋下地雷。

守城的清军把管子埋在地下，把耳朵凑到管口谛听，隐隐约约听到挖掘的声响，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常大淳没有批准。

当天，地雷爆发，城墙坍塌，太平军攻上城墙。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都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太平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占了湖北省城。

清军防守武昌，大不同于防守长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城内没有聚集懂得军事的人才，也没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楚军。六十岁的常大淳也是湖南人，但他年事已高，遇事犹疑不决，以致丢失城池，自己投井自尽，家人十几口也跟着丧命。清廷官员都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来的人谈起这件事，都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太平军进入武昌，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高层官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王定安的《湘军记》记载，武昌的绅民妇女，几十万人悬梁投水，死人之多，为两百年所未闻。

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南大为震动。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之后，各路增援湖南的清军，都跟随太平军北上。长沙的守军只剩下四千名，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江忠源的楚军。巡抚张亮基听说湘乡人罗泽南和王錱两位书生，把团练办得有声有色，便命令他们各自招募一营湘勇，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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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岁的王錱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他为湘乡团勇制定的营制，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在后来通过实战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编练制度。这种营制，后来基本上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般十二人为一队，有抬枪的队人数多两名，十四人为一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另设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八十五人为一哨，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哨长管旗，有四名勇丁保护。副哨长持令旗，执斩首刀一把。护勇二名，兼击鼓吹喇叭。五百人为一个营。每营设四个哨，另外有中军侍勇壮勇游勇各二队。都是十二人为一个队，由营官管辖。一营设三十名长夫。

湘勇的武器，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这些兵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

打仗肯定有伤亡，所以每哨配备了一名整容师和一名缝衣师，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治伤治病的医生，发药卖药的药师，炊事员及铜工木工诸色人等，由营官统一配置管辖。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湘乡团勇的号衣都是蓝色镶边，按旗人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每营都有名册。名册上注明本营所有勇丁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每逢新勇入营都要有人担保。

1853年，咸丰三年（2）

营官以下，所有官佐和勇丁，以及其他随营人员，都各自规定了相关的职责。营官是一营的核心，他的作用是挑选并管好哨长和什长。从营官到勇丁，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湘勇组建，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你五百人的编制，你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选择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王錱提出了一个用人的原则：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逢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逢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