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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能吃饱，情况不一，有的甚至连续几天吃不到一顿饭。部队因此而难以整齐，行军因此而能够神速。

曾国藩说，他的部队行军，每天都要支架帐篷，埋锅造饭，不向州县官员索取粮食。按照古代的兵法，每天只行军四十里，或者二三十里。李鸿章的淮勇也仿照湘军的办法，因此能够步步稳妥，而因此也就行军迟缓。

曾国藩又说，一年以来，僧格林沁的部队转战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和山东五省，而要他来对付捻军，不可能像这样处处兼顾。如果他在徐州设立大营，那么在山东方面，他只能负责兖州、沂州、曹州和济宁四郡，在河南方面，他只能负责归德和陈州两郡，在江苏方面，他只能负责徐州、淮安与海州三郡，在安徽方面，他只能负责庐州、凤阳、颍州和泗州四郡。这十三个府州，纵横千里，是捻军出没最熟悉的地区。将这些地区交给他督办军务，而其余地区则要责成各省的督抚，各有专门的防地，军务才会有所归宿。

曾国藩说，捻军已经成为流动的造反武装，朝廷应该训练固定驻防的部队，才能对付不定的敌人。现在刚刚失去了僧格林沁这个大帅，强大的敌人正在扩张势力，他自己无法迅速增援山东，也无法兼顾畿辅，谋划如此迂缓，骇人听闻。但他经过几天的考虑，认为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了。

曾国藩指出，清军必须扼守要冲，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和徐州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如果随流动的敌军而奔波，必定疲于奔命。所以只能“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

当时，李鸿章为了解救畿辅的燃眉之急，派遣潘鼎新率领五千名淮勇乘船从海上驶抵天津。潘鼎新部刚到，捻军已休整南下。

清廷下诏，任命曾国藩兼制直隶、山东与河南，旗兵、绿营和文武官员，全部听他指挥。曾国藩再三辞谢，清廷下诏勉慰。

曾国藩履任之初，清廷发下一件与僧格林沁之死有关的公案，交他查办。

这件事的原由是，山东巡抚阎敬铭听说黄家围的教民谋划起义，发兵镇压，屠杀男女二千多人，但事后核查，其实并无起义一事。他所指控的教民首领张某，就是代理陕西巡抚张集馨的弟弟。山东士民为此对阎敬铭久含冤愤。僧格林沁阵亡后，阎敬铭十分恐慌，放弃东昌，匆匆逃往济南，更惹来非议一片。朝中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都说僧格林沁的失败，是因为阎敬铭不供应口粮。而且就在僧格林沁阵亡的第二天，他还佯装不知，密奏清廷，请求增派帮办，以表示他有先见之明。他回到济南之后，悄悄让家眷扮成民妇逃往齐河躲避。此外还参劾他滥保亲戚得官。

1865年，同治四年（9）

曾国藩上奏说，阎敬铭请求增派帮办的奏疏，确实是在僧格林沁阵亡的第二天发出的。既然结果被他言中了，又怎能追究他的心术呢？何况僧格林沁已死，他上奏伪装自己有先见之明，这是绝顶愚蠢的小人也不会去做的事情，阎敬铭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呢？他自负为官清正，所以轻视他人，致使僚属怨恨他的刻薄。至于他的亲戚李均，贪鄙妄为，和舆论相符，应请革职。

曾国藩的奏疏把道理说透了，清廷照例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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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禹在6月份率部奔赴安徽宿州和亳州，安徽清军在龙山迎击。张宗禹所部攻占高炉集，赖汶光、牛落红和任柱等人率部随后到来，合兵西进，包围雉河集。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所说的涡阳，是张宗禹的老根据地，现由清廷布政使英翰领兵防守。捻军各部并力死争，希望再度占据。

英翰率领二十多名骑兵奔向东南方五十里处的西阳集，留下史念祖死守待援。

曾国藩命令黄翼升和许鼎臣率领水师驶抵临淮，又令周盛波率部增援蒙城和亳州。令刘铭传率部从济宁赶赴徐州，向安徽北部进发。

这时山东已无战事，清廷侍卫克兴阿等人率领四百名骑兵，护卫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

曾国藩于7月份进驻临淮关，三十二岁的湘乡人刘松山率领五千人随他同往，出任老湘营统领。他的同乡易德麟仍在他手下听命，很快升为老湘营马步前军统领。

曾国藩委派人员进入圩寨调查，造出良民册和莠民册，挑选良民发给执照，担任圩长。对于所谓奸猾不法之徒，全部审判处死。蒙城和亳州的百姓开始畏惧法律，驯良懦弱的人也有了出头之日。

周盛波的部队于8月份在涡河以北击败捻军，刘铭传则在龙山和石弓山打了胜仗。河南清军张曜和宋庆所部攻破陈家团，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