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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中有以下记载：党的难民工作重点是加强难民抗日救亡的政治教育。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以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长的身份，与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多次商讨难民教育工作，于1938年初成立了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由陈鹤琴等7位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任委员，赵朴初兼任总干事，朱启銮、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佩瑜5名党员任干事。陈鹤琴任命这5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全面负责和督促各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表明难民教育得到了租界当局的认可和上海教育界的关心、支持。

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难教工作人员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的政治环境，难胞的悲惨遭遇，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结合识字学文化，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路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增强难胞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还进行了“谁养活谁”、“世界是工农造”、“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启蒙教育。在陈鹤琴的积极倡导下，各难民所的儿童识字班，都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统一使用难民教育委员会编写的教材，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史》，第1037—10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那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作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负责人和著名教育家的陈鹤琴，将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对难民的救济和教育之中。尽管不清楚这些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但陈鹤琴从爱国救亡、救济和教育难民的需要出发，对他们予以高度信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发挥了特殊作用，也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几十年来，陈鹤琴的这些贡献一直都得到###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称他为“爱国、进步的###人士”。即使在五六十年代国内各种政治运动中，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受到排斥和贬损，但其在抗战初期所作贡献一直得到肯定。

二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1）

1937年底，由陈鹤琴发起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与教养因战事孤苦无靠的儿童。陈鹤琴担任该会理事长，沪上慈善福利界知名人士黄定慧女士担任副理事长，王国秀、孟太太（美籍、宗教职业者、儿童保育工作者）、李瑞华、吴志骞（私立上海女子大学校长）等为理事。这个组织规模不大，但目标和宗旨却很明确：“以最有效、经济和持久的方法救济和教养因战争而失去父母、家庭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陈鹤琴为儿童保育会题词：保育民族幼苗！

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之一是为难童办学。在许多难童学校中，报童学校很具特色，是抗战教育中的一个亮点。陈鹤琴、刘湛恩、刘王立明等以儿童保育会名义向赵朴初提议，将慈联会所属各收容所的卖报儿童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慈联会遂将所收容的报童集中在河南路天津路口的川康实业银行大楼内的一个收容所中，这里地点适中，交通方便，与大慈收容所和其他难童收容所较近。在陈鹤琴的首肯下，曾是陶行知、陈鹤琴学生与助手的###地下党党员朱泽甫被聘为校长。1938年儿童节，报童学校开班。此后，借各区中小学校的教室，儿童保育会陆续办起了10所报童学校和2所报贩（###）学校，共有学生五百余人、教师三十多位，其中不少是由###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报童学校的办公处设在圆明园路169号基督教青年协会大楼二楼。1938年9月，已到达香港的陶行知在致张宗麟的函中特别提到：陈、赵、黄（按：即陈鹤琴、赵朴初、黄定慧）诸先生发起难民教育协会，对难民进行战时教育，成立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难童人才幼苗，均为善举，甚合我意。行知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养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国培养专门人才，请你和泽甫弟代我向陈、赵、黄诸先生致意。《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65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据朱泽甫回忆，报童学校的建立是受了陶行知倡导建立卖报儿童工学团的启发。上海最早的卖报儿童工学团是由方明、陈顺尧（后改名陈挺夫）在陶行知的指导下，于1935年创办的。当时陶行知要方明、陈顺尧到静安寺一带找报童联系，找到申广圣等10多个报童，在极司菲尔路荣庆里一个报童家里成立了卖报儿童工学团，课本是陶行知所编的《老少通千字课》。与此同时，方明又在威海卫路创办了流浪儿童工学团以及亭子间工学团等。

报童学校按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行小先生教学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