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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水的道路畅通，以控制西域，扬威千里之外，使军队从此经过如同经过自家的床头一般容易，此其十一。大费用既已节省，便可不征发徭役，以防止出现预想不到的变故，此其十二。留兵屯田可得此十二项便利，出兵攻击则失此十二项便利，请陛下英明抉择！”

上复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孰计复奏！”

汉宣帝再次回复说：“你说可望于一年之中结束战事，是说今年冬季吗？还是何时？难道你不考虑羌人听说我们撤除骑兵，会集结精锐，攻袭骚扰屯田兵卒和道路上的守军，再次杀掠百姓，我们将用什么来制止？将军深入思考后再次上奏。”

充国复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畔还者不绝。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虏数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骑兵虽罢，虏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亦不敢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以自损，非所以示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更发也。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赵充国再次上奏说：“我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所以多算胜于少算。先零羌之精兵，如今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叛逃回家。我认为他们崩溃败亡的时间可望以日月计算，最远在明年春天，所以说可望于一年中结束战事。我看到，北部边疆自敦煌直到辽东，共一万一千五百多里，守卫边塞的官吏和戍卒有数千人，敌人多次以大兵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撤除骑兵，而羌人见有屯田戍卫的精兵万人，且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羌人马匹瘦弱，必不敢将妻子儿女丢在其他部族，远涉山河前来侵扰；也不敢将其家属送还家乡。这正是我预计他们必将就地瓦解，不战自破而制定的策略。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掳掠，偶尔杀伤百姓，原本就无法立刻禁绝。我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人交手；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就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如果发兵出击，即使不能灭亡先零，但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则可以出兵。如果今天同样不能禁绝，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到底得不到好处，还白白使自己内部疲惫、破败，贬低国家威严而损害自己，不能这样对付蛮夷外族。再者大兵一出，返回时便不可再留，而湟中又不能无人戍守，如果这样，则徭役又将兴起，我认为实无益处。我自己思量，如果尊奉陛下的诏令出塞，率兵远袭羌人，用尽天子的精兵，将车马、甲胄散落在山野之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苟且避免嫌疑，过后还能不负责任，不受指责。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陛下的不忠，不是明主和国家之福！”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以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研究。开始，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为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至十分之八。汉宣帝诘问开始不同意赵充国意见的人为什么改变观点，这些人都叩首承认自己原来的意见不对。丞相魏相说：“我对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不了解，后将军赵充国曾多次崐筹划军事方略，他的意见通常都很正确，我担保他的计划一定行得通。”于是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赵充国的计划，又因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多次建议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