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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奏称：“《春秋》所昭示的大义，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而不是让卑贱者控制尊贵者。刺史的职位是相当于下大夫的小官，却能够督察二千石官，轻重的标准不合。我们请求撤销刺史，另行设置州牧，以合古制。”十二月，下诏撤销刺史，改设州牧，官秩二千石。

＇12＇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痈，按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12＇犍为郡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刘向因而劝成帝说：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堂，陈列礼器乐器，大力提倡《雅》《颂》之类的诗歌，使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做了，仍治理不好天下，还从未有过。或许会有人说：‘置备礼器无法周全’。礼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如出现过错，这是虽有错，却培养了人。刑罚出现过错，或许会致人死伤，今天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了，而有关机构请求制定刑法，删的删，加的加，用其救治时弊。至于提到礼乐，则推辞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培养人啊。就因为俎、豆等礼器，管、弦等乐器稍有不备，因而放弃礼乐，这是舍弃小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受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刑法为轻。不兴礼乐，就是舍弃重的而关注轻的。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而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而今废弃了依靠，而单单把辅助树立起来，不可能导致太平。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陷于死刑，遭受刑戮的人不断，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0；崐&#0；仁、义、礼、智、信的道理的缘故。汉代承袭了千年衰落的周朝，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弊病，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贪婪奸险，不熟悉仁义、道理。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而单靠刑罚强迫，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付公卿讨论，丞相、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选址和树立标记。还未开工，即作罢。这时，又有人说：“孔子是一介平民，却有门徒三千人，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实行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名额。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刘向自认为已得到成帝的信任，因而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进行争辩，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词往往沉痛恳切，出于内心至诚。成帝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然而得不到王氏占据高位的人，以及丞相、御史的附和支持，因此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他处在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余年而死。过了十三年后，王氏取代汉朝。

资治通鉴第三十三卷

汉纪二十五　孝成皇帝下绥和二年（甲寅、前7）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2＇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

＇2＇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翟方进去世。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余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