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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交出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进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根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动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