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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13）

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就没有以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民法。正是民法，充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其中的人权、所有权、平等权是现代公民权的原型；民法中的社会契约观念、平等自由精神、个人主权意识正是宪政法治的社会文化源泉与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传统所决定的社会土壤，难以自发地诞生现代宪政法治。即以哲学思想而言，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才具有一点真正的的民主意识。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秦以后的法律都是“一家之法”、“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于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而此前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认识，都没有超出封建人治的基本范畴。

哪怕鸦片战争后的列强入侵，虽然对中国封建国家主权有所打击、削弱，但并没有对内部的专制政体构成冲击与破坏。

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引来西方“火种”，追求民主、科学、自由，即使他们，民主也非政治变革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富国强兵、反帝救亡的手段。此后，救亡的呼声便一直压倒、掩盖了民主的启蒙，直到公元1949年全国解放。

而“文革”时期，文化虚无主义又使得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民主与法制建设摧毁得荡然无存。

直到今天，痛定思痛之际，我们才对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施政原则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作为一种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加以借鉴。

外来的民主宪政、法治建设能否嫁接移植，茁壮地长成一颗参天大树？

民主政体固然不是尽善尽美，也不是最好的理想政体，然而，它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体制。

人治，必将被现代文明与民主法治所抛弃。

其实，当唐太宗将封建人治推至顶峰后，后人们在无法企及的失落与衰败中早该认真反思，换一种“活法”了。

尽管如此，唐朝仍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一片灿烂的文明梦景。当中华民族的民主法治走上正轨，封建人治作为一种永远不再的历史遗迹后，我们再来回望唐太宗所开创的传统人治与封建盛世之巅，感受唐朝的博大、强盛与阳刚，或许会从另一角度获得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启迪感悟，获得一种永恒而神圣的朗朗光照与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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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1）

一

当大唐盛世的最后一抹余晖于公元906年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无数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后代史官在叙述这一战乱频仍的黑暗时代时，总是无法保持惯有的客观冷静态度，笔墨间往往饱含着一股强烈的愤激之情。相比于大唐的繁华、强盛、富裕与博大，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衰微与混乱仿佛使人感到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悠悠古国已经进入了它的末世。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唐以后，中华文明虽然有过多次复兴，然而大唐盛世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和标高，人们只有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才能领略当年黄金时代的灿烂。

尽管辉煌难再，但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黎民百姓在战乱的夹缝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着，总是满怀希望地渴望天下明主早日诞生，期盼中华民族再度统一，憧憬朗朗乾坤重现人世。

就在人们焦灼难耐的强烈期盼中，“明主”犹如难产的婴儿终于呱呱坠地，真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位明主不是别人，就是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一群即将远征的军人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群起鼓噪，于一片喧嚣地闹嚷中将一件黄袍披在时任检校太尉、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身上。于是乎，一位开国君主与封建王朝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年仅三十四岁的赵匡胤抚摸着披在身上鲜艳而高贵的黄龙袍，昨天还在为立足与发展而奔波祈祷的他没想到眨眼间就变成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天子，一切恍惚如在梦中。这一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面对群臣的磕首跪拜，他一时还无法适应，难以端足皇帝的威严与架子……

赵匡胤于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洛阳城内的一个官宦世家，先祖曾为唐朝政府官员，父亲赵敬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出色将领。赵匡胤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