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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