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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和角儿一样，当然更不可能压过角儿去。这都是由中国人传统的欣赏角度决定的。反观新编戏，除了增加了大量“非京剧”的音乐内容，连西皮二黄也改变了很多。难以使戏迷有认同感姑且不论，更为严重的是大家都唱改过的腔调，观众们听不出角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台戏所有的人都是平面的，没有突显出来的主人公。如果一台戏捧不出一个角儿来，那它注定是一台失败的戏（从传统角度来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排了这么多新戏，而且每台都是“反响强烈”，但是众多的票房中可有人唱过这些戏中的唱段么？没人唱正说明了戏迷观众对新唱腔的不认可，一台京剧———绝绝对对是以唱腔为最主要的部分———之中的唱腔没有被戏迷认可，难道能说它是一台成功的戏么？每个人都是角儿只能说明每个人都不是角儿，这个道理本来挺浅显的。

唱词方面的远离传统也是使新编京剧不伦不类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对京剧唱词的要求本不高，对“地埃尘”、“马走龙”、“女天仙”之类的词句都能不置一辞。但新编京剧在这方面却做了大量让人啼笑皆非的“改革”工作。写出来的词好像很有文学性，其实不过是一些极度概念化的意象的组合，几乎都是“不畏艰辛攀上峰顶”之类。不但如此，更是拿肉麻当有趣，像《宝莲灯》中一口一个“莲花”，《铸剑情仇》中一口一个“小哥哥”，完全不管观众起鸡皮疙瘩。另外在《宝莲灯》中有几句非常浅显的对话中突然出来了一个“置喙”，让人觉得不是实在找不着词凑辙就是故意想掉掉书袋子谝谝学问。刘彦昌居然唱出了“见过了多少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不能不让人说这个刘彦昌是个流氓，是一只“戴着儒巾的狼”。本来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直标榜“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个古代文人不但“偷窥”过很多“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而且总是把它放在嘴头上炫耀，不是流氓是什么？相比较而言，《宝莲灯》的文词还算是好的，去年一些北大中文系的朋友———绝绝对对纯纯粹粹的外行，希望了解一些京剧———去看《铸剑情仇》，出来之后对我说第一感觉是这剧场的音响真棒，第二感觉这出戏的文本太差了。恐怕大多数青年观众对新编京剧的文本都会有这种看法。本来，编导们之所以拒斥传统京剧的文本模式，一是嫌弃传统文本的粗糙与语体上的缺陷，二是希望用一种更能为当代青年接受的文辞形式，但恰恰事与愿违。归其原因，依旧不外乎不能把握京剧本身的特点和文学上的功力不够。本来文学之极至乃是极度绚烂之后所归复的平淡，而且由中国人看京戏的“戏者戏也”的态度，使文本本身的作用只不过是传达必要的信息，以让观众了解情节为目的，所以诸如“不由老夫咬钢牙”之类的词句大量存在于京剧舞台上，而且广泛被观众接受（唱词的设计甚至不如丑角的插科打诨精细）。从另一个角度说，京剧文本的这种通俗化本身带有另外一种似乎外人很难体会的“雅”。“一重恩当报你的九重恩”从文法上几乎是不通的，“被黄土埋却了无价宝珍”纯从文学上讲也并不是什么绝妙的笔法，但是这种词句传达给观众的感情信息竟是如此是强烈，与戏曲本身的情节与角色的感情基调竟是如此的协调一致。看来，新编京剧的编导们需要从传统中吸收的营养实在还有很多很多。

从《宝莲灯》谈新编京剧的失误（2）

新编京剧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表演体系的西洋化，这其中包括演员表演的西洋化与舞台设计的西洋化。先进的声光电技术的大量使用无可厚非，但所有诸如《宝莲灯》、《铸剑情仇》等等，很大程度上这些现代化科技的运用搅和了戏剧本身。我们无意重提一位老艺术家的“你们在舞台上又刮风又下雨，让演员干什么”的旧话，但是如果舞台上不该有的东西太多了，确实是很影响演员的表演的。中国人对于戏的态度一向是“戏者戏也”，上山可以两步就到山顶，但是开门却必须细细致致地把每个动作都做到位；虽然马只有一个马鞭，船只有一只桨，但骑马、上船的动作却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中国戏。像《铸剑》里边，真做一个大鼎，上面摆出三个人头来打架，这在真正懂戏的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另外《宝莲灯》中梅山七圣上台，一人手里拿着一个表示本人原形的牌子，牌子上是猪头羊头什么的，真让人可发一问，脸谱是干什么用的？演员的形体语言的干什么用的？可以说，如果请现在的编导们排《红鬃烈马》，是必然飞上一只道具鸟；而排《借箭》也是必然满台飞箭。如果原戏就是这样，那几十年前就早已绝失传了，因为没人看。更不要说《宝莲灯》最后一场从开场一直到华山老母一大段唱唱完才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