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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基本功。唐代实行诗赋取士后，学会作诗、写出好诗成为文人获得科举功名的台阶，因此，学习写诗是学子的首要任务。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对于学习作诗有很大激励作用。

两宋以降，作诗填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在学习写诗上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学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在有了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清代龙启瑞曾制定过一份古代儿童课程表，“每天……晚上练习作对，灯下读古诗，隔日学写诗，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记诗赋。”可见清代蒙学阶段诗歌写作训练是比较频繁的。

蒙学阶段教蒙童属对是写作诗歌的基础，属对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韵文类读本代代不绝。自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等，都是为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启蒙教材。

古代文人学诗、作诗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是一辈子都要不断进行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希冀“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即使在接受教育阶段，古人学诗、作诗的过程也往往是在学习中不断写、在作诗中继续学，学诗、作诗往往是交叉进行的，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古代诗歌教育将读诗与写诗相结合，使得文人从幼年起就一边学习读诗、一边开始学习写诗。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强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清代也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读诗与写诗的关系多么密切！曾国藩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特意强调读诗与写诗的关系：“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由此可见，在古代诗歌教育中，熟读成诵是学诗的基本功，读写结合是学习诗歌的有效途径。中国古代有许多神童诗人，他们之所以在儿童期就能成名，是因为他们自幼就接受了系统有效的诗歌教育，尤其是诗歌读写方面的训练。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末年，中国诗歌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早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