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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岁”。＇128＇杨咏说的那位十五、六的朱姓少年，林功裕说的这个“朱洪德”，就是“西鲁故事”中的小主朱洪竹。参加过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天地会大起义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建同安复兴天地会活动并创立“会”的陈苏老称，他曾闻说“广东石城县高溪寺也有天地会，为首的系洪三房，姓朱名洪竹，又名九桃。”＇129＇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政府在福建还搜获一件天地会“书稿”，“内有广东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洪姓结盟之语。”＇130＇而严烟供词中关于天地会起源的传说，和“西鲁故事”的情节也大体相同。不过，严烟只讲了所谓“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遗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一未提“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遗阴兵法术”帮助康熙皇帝退敌“西鲁”入侵；二未讲少林寺罹难，和尚“死亡不全”的原因；三未说动余寺僧为什么要“四处起会”。这些恰恰是“西鲁故事”关键要害之所在。直接引林爽文入会的严烟，在清政府已经抓获部分天地会成员、掌握了部分重要案情的情况下，经过多次严刑拷问，他被迫交代了一些天地会秘密。可是，另一方面，他还没有把天地会的全部秘密和盘托出，拱手献给清廷。他仍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保守天地会的非政治性质，说什么“引人入天地会，为的是人家有事情量力帮助”，“原实系指会赚骗银钱，并非结交朋友”＇131＇。他交代天地会根由时，含混地提到了有关起源传说的某些情节，但却回避了最能体现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的要害内容，甚至故意颠倒个别情节、人物，使清政府看不清真相。因此，我们不能以严烟未及这批“演就驱遣阴兵法术”的和尚属少林寺僧，他们为什么会“死亡不会”，以及罹难后的幸存者为什么要“四处起会”，就认为严烟所说的天地会起源传说和“西鲁故事”不是一码事。

由于叙述天地会历史的《会簿》是一种极其秘密的文件，早年很少在一般成员中传阅。后来，随着天地会的广泛传播才转辗相传到普通会众之手。这里就存在一个局限性问题。清朝封疆大吏查获这些抄本之后，在向清廷奏报时，出于忌讳，以免触怒“龙颜”，往往不引述全文，多用“悖逆语句”、“殊堪发指”代替。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政府在福建就发现了天地会“书稿”，李侍尧仅用“有广东凤花亭、高溪庙、马溪庙洪结盟之语”一笔带过。因此，我们对于嘉庆以前清档中涉及“西鲁故事”传说的种种记载，应当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善于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孤立地、机械地去看问题。否则，就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自然，“西鲁故事”毕竟是一种传说。它所敷演的故事情节、人物并不等于真人真事。如果把“西鲁故事”中的人物诸如朱洪英、朱洪竹、郑君达、陈近南等及其活动，硬要说成一定是崇祯皇帝三太子、郑芝龙、郑成功、陈永华等人及其事迹，那就过于牵强附会；如果因为它是传说，认定“西鲁故事”不足以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参考史料，那就未免失之武断。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传说，都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即使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民间传说对于史学研究说来，仍不失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事实上，充分利用民间传说一直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取材十分丰富。他遍游九州名山大川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传说，遗闻轶事，就是《史记》的重要素材之一。清代史籍记载的三仙女吞食神鸟衔来的果实而生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传说，正为我们研究满族的起源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史料。因此，探讨天地会的起源，除了必须大量借助于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和封建文人的记载之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天地会本身的传说资料。如果以为象“西鲁故事”之类传说纯属神话而一笔抹煞其史料价值，显然是不对的。尽管“西鲁故事”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吸收过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李世民这个传说的某些故事情节，受到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但是，它主要是天地会根据自身斗争的需要编制成的。编制者通过敷演少林寺僧帮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鲁”八侵而反遭陷害被迫结盟起会复仇的故事，说明结拜天地会之缘起在于反清复明。换言之，“西鲁故事”实际上是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反映。特别是这个传说把天地会的倡导者说成都是少林寺的和尚，更清楚地显示了天地会所产生的时代。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之后，曾经实行惨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