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伐明 (第1/3页)

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幕低垂的沈阳,寝宫内灯火通明,屋中生着几个木炭火炉,融融如春,几名侍女远远站在一旁听召,后金汗皇太极正在书案后神情平静的看着奏疏,他脸上棱角分明,刚剃过的头顶在灯火下反射着亮光,脑后的小辫垂在胸前左边,左手轻轻摩挲着拇指上的扳指,另一手则翻动着奏疏。

这是他继汗位的第三年,通过他两年的拼杀,与老汗之时相比,周围战略形势大为改观,西北边的林丹汗抱头鼠串,东边的东江镇颓势尽显,朝鲜签订兄弟之盟,不敢再明目张胆资助东江,辽西一如既往的只守不攻。后金四面受敌的态势为之一变。

他最忧心的是,外部虽有改观,但后金的国力却仍然不强,人力和物力都十分匮乏,没有持续作战的能力,即便军力胜于明军,也无法形成战略优势,而造成国力衰弱的原因便是奴儿哈赤时代对汉人几次大的屠杀。

天命六年初入辽东之时奴尔哈赤还不算穷凶极恶,还承认部分辽民的自由民地位,但他为了解决女真的居住问题,让其与汉民合户居住,结果原来的房东毫无意外的变为了房客的奴仆,甚至包括妻子儿女也同样为奴,使得后金与汉人的矛盾在最底层就尖锐对立,辽民一贯民风彪悍,不愿忍受奴隶的地位,反抗和叛逃都激烈起来。

同年奴尔哈赤为防止汉民叛逃,强行迁移沿边和沿海汉民,违者即杀,而且既不安排好沿途食物住宿,到了也无足够田地和房屋分配,使得无数辽人死在迁移途中,仇恨继续扩大,辽人的抵抗更加激烈。

到天命九年,奴尔哈赤疑似失心疯,他面对汉人的反抗毫无办法,失去了最后的耐心,连下九道命令杀无谷之人,汉人每人口粮不足六七金斗者(后改为四斗),一律捕杀,他声称“视无粮者为仇敌,彼等之中有我何友”,已经毫无思维逻辑可言,到后来更加干脆,理由都不要了,“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这几下折腾之后,汉人已死大半,剩余的人惶惶不可终日,逃往辽西或辽东海岛的更多,看到还有人要顽抗,奴尔哈赤接着就再来了一次甄别,这次甄别就更加要命,连女真人有隐匿也要获罪,甄别下来,剩余汉民又死掉大半,原来辽东所有秀才生员中,活过甄别的只剩下三百人,便可想见屠戮之惨。

这些事情办完后,奴儿哈赤还是担心,便把剩余的辽民编丁为庄,十三丁立一庄,送给备御以上将官为奴,辽东几乎再无自由的汉人,而剩余汉民人数已不足原来辽东五百万辽民的十分之一。商路不通,百业凋敝,物资匮乏,盗贼蜂起,尤其粮价腾贵,天命年间已到十两一石。到皇太极的天聪元年,沈阳斗米八两,饿孚遍地,不唯汉人,连许多女真人都无法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兵役,逃往蒙古或大明。

这便是奴尔哈赤在辽东的施政所为,即便不算他的几次屠城,也是骇人听闻的暴行,煌煌史书斑斑血泪,却仍有读史书的专家能总结出“十大功绩”,奴儿哈赤同志泉下有知,当可安息。

皇太极不知这几百年后的事,他只头痛眼下的烂摊子,他自上台以来励精图治,对外屡屡获胜,对内改善汉人待遇,在书房中增加汉人“秀才”。希望将汉人也纳入体制,成为后金的助力。虽然成效显着,但奴尔哈赤所定的八王议政制度处处掣肘,内部矛盾从生,几位贝勒桀骜不驯,时有冲突。他只得小心翼翼的运用权术,利用各贝勒间的矛盾,达成自己的一些治政措施。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旗主贝勒之下另设八旗固山额真和十六领兵大臣,走出了分解旗权的第一步。

其后通过攻打朝鲜和击败察哈尔的两次胜利,强化了个人权威。乘着这个势头,今年正月里他刚刚又利用小贝勒和八固山协理的名义,架空了四大贝勒轮流分月掌理国事的制度。但四大贝勒共治的整体局面仍然存在,所以他还是需要以对兄长的态度尊敬另外三大贝勒,这三个兄长或保守或跋扈或蛮横,都不是好相与的,他们对权力的分化使得他许多治国理念不得不推后。

皇太极不由用手揉了揉额头,他自己明白,以后金如今的衰弱状态,已经无法从内部改善,只能从外部获得补充,朝鲜国土贫瘠,产出甚少,抢不到什么,蒙古除了马多些也是穷兄弟,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劫身边的大明,或者和大明议和通商。

自他继汗位以来,不断有汉官建议议和,否则商路不通,物资匮乏,人民将散亡殆尽。他也将其作为对策之一,正月刚给袁崇焕致书一封,解释天启七年征讨朝鲜一事,并表达了议和的愿望。但因为用印的问题,被对方退回。袁崇焕此人他也不是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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