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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育的“以情感为出发点”的做法与人类智慧的成长毫无关系，或者说只有颠倒的关系，从而应该说是完全“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苗”。

前面我们曾指出，人类教育的必经之途必须且只能是经验、自主、真实的善（效、利、好）。且不说孔夫子根本无视经验、真实的善（效、利、好），例如他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有害的是，他要求人们完全放弃人格的自主。他要求受教育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这“四勿三畏”的要求之下，学生的“自主”意识早就已经被湮灭了。这决不是力促中国人智慧的成长，而是完全相反，绝对是力促中国人愚昧的成型。

前面我们曾指出，人类教育的终极目标必须且只能是超验、自由、真诚的美。且不说孔夫子的“仁”道、真诚具有严重的“乡愿”之嫌，仅他为学生设定的“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的终极目标，就已经让中国人永远地丧失了追求终极智慧精神的“自由”。

显然，孔夫子的教育的出发点、途径和目标全都错了，他走的完全不是从自然到自主、到自由的智慧之路，而是完全相反，他走的是从复古之情到克己复礼、到入仕当官的自我禁锢的愚昧之路，然而中国人，却把他及其儒家的这种走向愚昧之路的教育“思想”整整坚持了两千多年，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如此的中国教育，怎么可能不终于堕落成为历史上巨大的败局呢？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过程也严重地证实了这种巨大的败局：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除了涌现出了大量的帝王将相，以及少数杰出的哀怨的诗人之外，究竟为全人类整体的智慧之“树”贡献出了多少真正值得今天的人们仍然不能不深深怀念并继承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和艺术创新家呢？

中国人为什么成了历史永远的“囚徒”

何为“历史永远的囚徒”？即被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视野之中，永远都看不到该“特定”视野之外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历史意义的人们。两千多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实际上是一种几乎彻彻底底“偶像”和“偶像崇拜”化的历史。他们的“言谈”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言谈”（试想想官话、套话、恭维话、乡愿话、言不由衷的话等等）；他们的“行为”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行为”（总是以谁谁为榜样、为楷模，甚至到了近现代还曾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的说法，等等）；他们的“思维”则更加几乎完全是“偶像”化的思维（几乎全是来自“偶像”独断的思维，子曰圣言，牢记于心，孔子的思想被无限拷贝了两千多年，现在还在继续）。这里所说的“偶像”虽然有很多，有天命的“偶像”，例如《易经》中的种种“卦名之象”；有大人的“偶像”，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他们布满了中国的“正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有圣人的“偶像”，例如孔子、孟子、荀子，两汉、唐宋、明清历代的“大儒”等等，但真正贯穿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偶像”，还是中国人永远都念念不忘的“孔子”的“偶像”。两千多年来，孔子才是全体生生死死的中国人古古今今、完完全全、方方面面最货真价实的“代表”，谁也没有资格能够与他争锋。正是因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简直就是用孔子的“套模”一个个印制出来的人种。说话是孔子的（假模假式，道貌岸然），做事是孔子的（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思考则是孔子的（唯古唯上，唯礼独断）。

正是上面所说的层出不穷的“偶像”、“偶像崇拜”，尤其是全体中国人对孔子“偶像”的“崇拜”，严重地堵塞了中国人全方位历史发展的“路”。中国人自己不明白，他们事实上已经完全被“堵死”在了一个极其有限的历史时空之中，变成了全人类之中十足的“井底之蛙”，即完全变成了自我传统历史之中永远的“囚徒”。这个“监禁”中国人的历史的“牢狱”，完完全全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在顽固地坚守儒家的迷信“偶像”、崇拜“偶像”的思想传统的过程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这个“过程”整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今天，中国的人们还又在继续叫嚷，要把这个儒家的“传统”再继续坚守下去。

要验证我上面的说法其实并不难。只要认真调查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在说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即可得到“明证”。因为正是在中国人的“说”、“做”、“想”的各方面，自古至今全都显示出了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