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部分 (第1/4页)

所以,那三个“西湖”,对于一个政府、一任领导,都是一项抓眼球的形象工程,都是一个显性的政绩项目。人来客往,领导下来吃个茶、听个曲;朋友过来睡个觉、同乐乐,都是不错的平台。但是,对于国计民生,那个年代,没有旅游业,没有为旅游业主动配套的第三产业,所以,其时,其景观功能对鸡的屁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一般,我们对于江湖河海的工程,都是从水利的角度去评判其的成败的,比如都江堰,比如郑国渠,景观是副产品,不是主导目标。对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湖而言,三西湖都不具有农田水利的功能。

杭州西湖是声称为了保城而疏浚的,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本来就与农业无关;颍州西湖与颍河的大支流泉河相连,泉河是淮河的一级支流沙颍河支流,水量充沛,水流稳定,原是天然湖,在水利上,原有的蓄水防洪功能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非后人人力所为;而惠州西湖它更是与东江紧接,从大局看,它在东江之滨,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它南临南海大亚湾,所以,这里的水利之务,与惠州西湖也没什么大关系。

在交通上,同样能由对杭州西湖是湖而非河的本质出发看,颍州西湖与惠州西湖它们的苏堤及各桥,也主要是景观功能,没有本质上的大交通物流功能。何况,与杭州西湖比,颍州西湖那么细长,惠州西湖那么不规则,这交通问题本就不是苏轼的工作目的,他刻意是要有水、有船、有船娘、有花船满目。

其实,王木木知道,除了杨万里所说的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西湖外,中国的三十六个西湖中与苏轼直接相关的西湖还有雷州西湖。

这雷州西湖就是广东湛江雷州的罗湖,始建于北宋,后因宋绍圣七年(1101年)苏轼从惠州贬移檐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两人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醉游山水,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掸寺休憩,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此书就。后,罗湖便因苏轼的“西湖”情结,也更名为“西湖”了。

看看这些“西湖”,劳民伤财后,功成名就后,苏轼都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在杭州西湖,苏轼很是qing色满西湖的。西湖既成,苏堤既成,景观既成,官妓现成,旧好新生,自评“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于“政”“无术”,所以,粉他的人悠着点吧。

至于苏轼的“心”“在民”之“民”,并非是“忧国忧民”之“民”,所以,粉他的人别用这个当作盾牌来顶他。编织这面盾牌的“民”不是“工农兵”,也不是“农工商”,而是“仕僧妓”。

苏轼在杭州的在心之民,主要有三类人:一类是不守本分追逐虚名无意念经的花心和尚;一类是红唇细眉腰肢苗条脸蛋姣好的漂亮小妞;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无聊透顶攀附风雅满嘴仁义道德的文人名士了。

他跟和尚玩,显得有品位,不在乎尘世俗名;他和小妞泡,显得风流倜傥,能激发创作热情,顺便消消内火;他文人名士们吹牛,则可以唾沫飞扬的大发牢骚,随意抨击时政,洒脱的嘲笑在京城搞变法的那些忙官,也可以表明自己虽然酒照喝妞照泡,仍挡不住心怀天下之壮志,为后世同道、同好追捧。

比如,苏轼与参廖和尚玩,关于九十二级台阶的打赌;关于脱衣盘坐装神弄鬼;关于苏轼“世人不得见”的裸ti上“有黑子若北斗状”;关于《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关于到庙里去抱着猪蹄大啃特啃;关于与佛印“日以诗酒为乐”;关于自己的“闻香识女人”;关于新官上任时“营妓皆出境而迎”;关于与营妓做朋友短信不断;关于官妓相陪行乐;关于家蓄“歌舞伎数人”;关于家蓄歌舞伎n陪以“数个搽粉虞候出来答应”;关于《贺新郎》以“剧饮而罢”;关于《江神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类艳遇;关于“九尾灵狐,从良任便”与“色艺为一州之最”周生的“慕周南之化,其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关于“部使者知公颇有才望”都想和他“朝夕聚首”;关于自己的“不胜杯酌”和“疲于应接”;苏轼在杭州是西湖小酒天天醉,喝伤了身体喝坏了胃,所以他很不客气地把人间天堂杭州称之为“酒食地狱”。

在杭州,苏轼还很荒唐地带着女人去调戏和尚。杭州的大通禅师,“操行高洁”,并有洁癖,“人非斋沐,不敢登堂”。而苏轼“一日挟妙妓谒之”。禅师生气,斥责苏轼。苏轼甩手写了一阕《南柯子》,劝大通禅师“山僧莫皱眉”,“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让妙妓唱给严肃的大通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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