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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驱逐越人，到这时，中原地区不再有各种夷族了。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3“东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征讨叛乱的羌人，迁徙羌人残余到关中，让他们居住在冯翊、河东的空荒之地。数年后，他们人口繁衍生息，既倚仗自己的富强，又苦于汉人的骚扰，东汉永初元年，羌人叛乱，消灭了当地守军，屠城破邑，邓骘也被击败。羌人侵入河内郡。十年之中，羌汉都衰败了，任尚、马贤仅仅是压制住他们而已。从此以后，残余火种不灭，稍有机会，他们就不断骚扰叛乱。中世时的寇患，以这支羌人最严重。魏兴盛之初，与蜀国分隔，疆场上的戎人，也分属两国，魏武帝迁徙武都的氐人到秦川，想以此而削弱乱寇增强国力，抵御蜀国。这实际是权宜之际，而不是从万世的利益上考虑的。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现实，就已经遭受到那权宜之计的弊病的影响了。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徒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徒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有寇暴，所害不广矣。

“关中土地服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有听说西戎、北狄应当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不属于我们的族类，他们的想法必定不同。但因为他们衰弱，把他们迁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欺侮他们的软弱，使他们的怨恨刻骨铭心，一旦人口繁育强盛，便产生反叛之心。以他们贪婪强悍的本性，带着愤怒的心情，等候机会合适，就伺机叛乱。他们居住在封疆之内，没有障碍工事阻隔，抢掠没有防备的人，收掠散野的财物，所以能够成为祸患而迅速蔓延，危害不可测度，这种必然的趋势，是已经验证的事实。当今最好的办法是，趁军队威势正旺盛，战时的一切都未取消，迁徒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各部落羌人，安置在先零、罕、析支等地；迁徒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让他们出去还归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地区，发给路上所需的口粮，足以使他们自己到达。各自归附本族，返回故乡，让属国都尉、抚夷护军等官员依所辖地区集中安置他们。这样，西戎人与晋国人不相杂居，各得其所。即使他们有为乱华夏之心，兴起战乱的预兆，也与中原相隔极远，隔山阻河，虽然有敌寇作乱，所危害的地区也不会太广泛。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徒自猜之寇，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流散，离逖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