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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了。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目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不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了。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了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