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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谦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裴子野论曰：选用适当的人任某一官职，是件很困难的事，前代君王早已说过，这已经很久了。按周朝的礼仪来说，从学校开始就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他的家乡加以评论，把评论的结果告诉给各个州郡的六事，再由六事把这些人的姓名呈报给朝廷。在汉王朝时代，各个州郡搜集一些有才能有功劳人的情况，再由五府任命他们为辅佐。三公前来具体考察他们工作的得失，尚书把考察结果呈报给天子。一个人才，经过了这么多道的审查，因此，为官者能够称职，人尽其才，很少把事情做坏。魏、晋时代不是这样，选用官员的失误特别多。有些人长着一副忠厚诚恳的面孔，但内心却是阴险狡猾得很，就好像那万丈深渊一样难以摸透。即或是听其言、观其行，恐怕也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何况现在千千万万的为官者，只靠偶尔见过一面的印象，就要决定是晋升还是削免；成百的僚属的任用，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从此，投机钻营的恶劣风气猖獗，不能遏止。为了能升官进爵满足自已的贪欲，就用尽一切手段去谄媚、渎职枉法，廉耻之风荡然无存，官吏们不再有谨慎宽厚的操行。贪官污吏作恶多端，致使国家政局混乱腐败，不能再加约束。纵使是舜帝面南主持朝政，让龙作尚书，要想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更何况后代那些为官的人呢。如今，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已无法再回到周、汉时代了。仅仅是朝三暮四更改名称，这岂不是变本加厉吗？

＇9＇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9＇丙申（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到松山狩猎。庚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南彭城民高、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10＇刘宋南彭城平民高、和尚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语言胡言乱语，煽动人心，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秘密勾结，阴谋叛乱，拥护高作皇帝。事情被发觉，甲辰（初二），全被抓起来处死，同时受牵连被斩首的人有几十个。为此，孝武帝颁下诏令，清除所有和尚，并公布各种禁令，严格执行株连制度。除了能严守戒规、苦心修行的高僧外，其余的都要还俗。可是，有很多尼姑经常出入深宫，这项规定竟然执行不了。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反，上因诬僧达与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赐死。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伶俐，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个人却是放荡行事，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曾提拔他做仆射，官位在颜竣、刘延孙二人之上，因此，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地，认为当世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一二年的功夫，他就能升为宰相。不久，他却被贬为护军将军，所以，心里郁郁不得志，几次上书请求到外地任职。孝武帝很不高兴，从此以后慢慢把他崐降级，五年之间，连贬七次，最后，又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心怀不满和怨恨，每次写给孝武帝的奏章，言辞之间多有不平，又特别喜欢指责朝政的弊端，孝武帝早已积着一股怨气。偏巧，皇太后路氏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他直接就坐到了王僧达的床上，王僧达下令把床扔出去，路太后因此非常恼怒，把孝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