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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倥偬，更增惑。卿不宜自同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傥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又可法欤？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倚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贺琛启奏之后，梁武帝勃然大怒，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大致内容是：“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官署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只是图个虚名，向行路之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他们在密室里，你又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崐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如有朝会，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那些供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于是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在过白天，又象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