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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

差不多六年前，国际知名投行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把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放在了一起，生造了一个词汇“BRICs”，它的发音与英文“砖块”（Brick）类似。现如今，关于“金砖四国”（BRICs）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都炙手可热。“金砖四国”包括了世界上正在谋求崛起的四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大国不同于小国，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大国需要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泰斗张培刚教授在《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把大国发展的难题归为以下五方面：　第一，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第二，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第三，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第四，农业落后与工业协调发展的矛盾；第五，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

我们还可以为“金砖四国”找出很多共同点，但不太被人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它们都实行了分权治理模式。“分而治之”几乎成了所有大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国发展道路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必须架构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保证地方政府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实际上，正是地方政府行为取向是大国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根由，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印度的分权区分开来。在一次印度之行后，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近日在《南方周末》上连载发表了《印度随想》，深感印度分权体制中的“泛政治化”、拉取选票和复杂的民主过程耗费了公共部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幸运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却有着罕见的兴趣。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虽然起源于中央政府根本理念的转变（倡导改革开放），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成功地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了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变。近10年研究文献的共识是，中国作为财政联邦主义国家的事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反对甚至取消市场、过度管制的立场非常坚定，并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是什么让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得以转变的呢？而又是什么使得这一转变得可以置信呢？

中国的策略就是分权，把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农民，也下放给地方。然而，分权并不必然带来增长。同样依赖分权治理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绩效可以极为迥异：　有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如瑞士和美国），而有的则是较穷的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中国由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而类似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则增长乏力。这意味着，需要对中国的分权诉以更为细致的分析。

当心政府的企业家精神（2）

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为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中国式分权架构：　有效的财政激励让地方政府可以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多的果实，而基于政绩考核的政治激励又鞭策着地方政府官员不能裹足不前，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资使得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囿于为本地区的现有利益服务。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关心经济增长，以及为何如此主动地向增长型而不是寻租型的政府转变。

具体来说，经济分权意味着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激励。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励问题的话，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的激励则是和对地方政府的放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20世纪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对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研究的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导致了经济主体的“预算软约束”，即便经营不善也会有政府来埋单。在中国式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再向面临破产或经济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大量弱小的企业被当作包袱甩掉；相反，民营经济则成了地方经济和财税收入的支柱，受到政府的青睐。市场化进程因而在地方政府的响应下一发而不可收。

经济分权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