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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母亲们总是不幸的,总之是得提防着点,小心她们寻短见。当父母吵架后,我会格外小心和警惕,当小朋友的父母吵架后,我会悄悄的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妈妈,最好把家里的绳子藏起来,把农药挖一个坑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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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我小时候,村里有两个地主,他们的地位在村里最低,村里的公厕和街道,长年累月都由这两个地主来清扫。这两个地主已经老了,胡子都白了,总是默默地清理街道,从不说话。 一个地主姓侯,住在我家斜后院,隔条马路(当然那马路只是走的人多了踩得比柏油马路还坚硬的泥路);另一个地主姓宋,离我家大概有一百五十米远,隔了几户人家。这两个地主家我都去过。当时全村人包括孩子都瞧不起地主家的人,他们家的猪和鸡也都受气。

与别人相反,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地主与他家的人,还有他们家的院子及院子里的菜园。他们的家总是非常整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劳动工具——筐、锄、镰刀、镐头等都井然有序地挂在仓房里的墙壁上,像出操的士兵。家里的水缸擦得发亮,猪圈里很干净,没有积存的猪粪尿。地主一家非常勤劳,闲下来,就去及时清理猪舍、鸡舍,整个院子,既闻不到异味,也没有在别人家随处可见的猪粪,鸡粪什么的。

对于别人的蔑视,地主不反抗,更不会说什么。小孩子常常拿小石子、土坷垃打正在用心、用力扫大街的两位地主,我看到后,非常愤怒,就去干涉他们的胡闹,其实我的年龄也不大,所以常常打架。

姓侯的地主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都嫁到了外省;儿子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儿。他的孙女和我年龄相仿,有点弱智,经常流口水,成为附近孩子们的出气筒,三天两头被打哭。孩子被打哭了,妈妈也不生气,总是默默地领着孩子离去,背影悠长而孤单。 就在我快要上小学的那一年,地主的一个儿子生病住院了,听说是肠梗阻,在通辽市医院做手术,换了狗肠子,手术不成功,还没等人下手术台就死了,从此地主的儿媳妇就成了小寡妇。地主也越来越苍老了,没有力气扫大街,他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处了,她女儿将他接到自己家。我也就再也没见过他。

姓宋的地主,叫宋真。宋真一共有七个儿子,没有女儿,他的小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宋真比姓侯的地主要年轻一些,姓侯的老地主走后,只剩下宋真一个地主扫大街。小孩子照旧在他身上打石子,讥笑与打逗他。因为地主身份,儿子们也娶不上媳妇儿,也没人跟他玩儿,地主父子成了全村贫下中农共同的敌人。在这些人的眼里,允许地主住在自己村里,已经是洪恩浩荡了。那是个冬季,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宋真在他家那整洁的仓房里上吊自杀了,上吊的麻绳是他自己亲自搓成的,洁白。

村里人说宋真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是逃避劳动和拒绝贫下中农对地主的改造和教育,还说宋真死后一定得下地狱,继续改造。

当时,我悄悄地对妈妈说:我觉得宋真和他的家人特好,他家的狗不咬人,也不汪汪叫;他家的鸡从不去别人家菜园啄食吃;他家的猪也不到公家的地里吃玉米棒子;他家的孩子从不打架,也从不骂人。妈妈叹了口气,说好人不长寿,好人受欺负呀。又说:你姥爷当年把地和房子全部主动捐给共产党,你大舅又参加了革命,要不然也会被划成地主的成分,那样就惨了,你也就成了小地主崽子了。

上大学后,寝室的一位好友又勾起我对地主的记忆。我们寝室住了八个人,无事时,聊起家庭出身的成分问题,当时的成分好像只有三种:地主、富农、贫农。八个人七个是贫农出身,只有高伟是富农。高伟讲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每一个同学站起来回答自己是什么成分,成分是贫农的同学,充满自豪地大声喊:我是贫农!成分是富农的同学声音就小多了,成分是地主的同学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每当此时,老师就会说:大声说,我是地主成分!喊到高伟时,高伟回答:我们家成分是干部。高伟爸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中学老师。高伟认为父母应该是国家干部,事实上,高伟家的成分是富农,老师非常严厉地说:不对,成分里没有干部,只有三个等级:贫农、富农、地主,从这三项里选。

高伟再次高声回答:我的家庭成分是干部。而且一连说了好几个干部、干部、就是干部。老师愤怒了:我告诉你们,其实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成分,高伟,我现在请你记住你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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