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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长镀金年代(10)

保守派的智识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专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六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十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一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举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会否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十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检察长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的家门口曝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一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恫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并且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欢◇迎◇访◇问◇。◇

第18节:长镀金年代(11)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初步的国家福利制度。一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GDP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其实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四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为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无独特之处,终遭惨败。随着时光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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