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页)

那么，上级为什么能够享有这些“福利”？自然是因为上级手里有权力，而权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是减少或增加，减少他人福利是“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是“合理赐福/利权”。上级对于下级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两种权力，所以下级不得不送礼，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顺治年间的陕西分巡西宁道王化淳，到任后借口考察防守驿官，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1〕在传统政治中，上级拥有对下级的支配权，下级的“福利”基本上由上级的意志所决定，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由于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追求“福利”最大化，为了避免个人福利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上级的“福利”——送礼是一种方式，巴结奉承也是一种方式，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物质性的，后者是精神性的。

送礼作为政治，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对于这种格局，咸丰四年（1854）四川学政何绍基分析说，基层州县官员要向上级送礼，这和国家财政收入一样，是不能短少的，而州县官员的上级——“司、道、府、州又以所得于属吏者，各效纳于上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这就是说，每一级下属都要向上级送礼，上级在得到“礼”之后又再送给上级，就这样这些银子从县里流到市里，又从市里流到省里，再从省里流向北京。就整个官场来说，这是一个按权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对一部分非正当社会财富按照权力大小进行的再分配机制。这，大概才是送礼的真义。

各级官吏在送礼政治中都得到了好处，增加了个人福利，那么“福利”损失的是谁？

清代的一位官员分析说，州县官员的上司向州县索要礼物，“州县官员借此指名向民摊派者亦有，取库银未还者亦有，遇词讼案勒索者亦有之”。（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折）这段话指明了所谓的“礼”有三个源头：一是“向民摊派”，二是“取库银”，三是“遇词讼案勒索”。第一个是向老百姓摊派，巧立名目乱收费；第二个是挪用国库的银子；第三个是在司法审判的时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钱财。〔1〕这三种做###产生什么后果呢？乱收费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挪用国库银子造成了亏空的局面，司法审判时勒索钱财破坏了社会公正。亏空后会想方设法向老百姓伸手，说到底，“福利”损失的是老百姓。

一　曾国藩、李鸿章的烦心事（1）

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兴起一种居住上的“东贵西富”或“东富西贵”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比如清代的北京，在居住格局上就有所谓“东富西贵”的说法。它的意思是，清代北京有一类“富人”大多居住在北京城南靠东面的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所住多属“华宅”，而中央六部的司局级干部（司官）则多居住在靠西的宣武门外。（《清稗类钞？胥役类》）这些“富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靠什么发财？

清同治七年（1868），捻军即将被彻底消灭，这场从咸丰元年（1851）广西金田起义开始，历时近二十年的社会大动荡终于快要结束了。战争进入扫尾阶段，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让湘军、淮军的主帅曾国藩、李鸿章有点烦恼的是，军费的报销遇到了一点麻烦。麻烦的倒不是担心皇上说他们花钱太多——他们为皇上保住了江山，即使多花点钱皇上大概也不会太在意的，反正也不是皇上自己掏腰包。既然皇上都没有意见，那曾、李还有什么要烦心的呢？

让曾、李烦心的是“部费”。

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报销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一、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二、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三、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