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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在那时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果丈夫提出要终止这婚姻关系，叫做“休妻”，那就意味着妻子有了某种重大的过失，于她是很有损名誉的事情。鲁迅虽然不爱朱安，但是如果提出离婚，就会给她很大伤害。他知道，她也是旧习惯的牺牲者，是不幸的人。因而决心“陪着做一世牺牲”。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的道德面貌。

这一不幸的婚姻折磨了他二十年。他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那时鲁迅已经在###做官，已经在大学任教了：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都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这里，鲁迅直率地说出了“独身的生活”。这一点也立刻得到了在近处观察了的孙伏园的认同。这大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有名无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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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3）

毫无疑问，这一婚姻给鲁迅带来了很长久的痛苦。不过这痛苦是得到了补偿的。一个人在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多馀的精力就有可能用到事业，用到思想上去了。正好是孙伏园看到的这些年里，鲁迅参加《新青年》的工作，给《晨报副刊》写稿，给《语丝》写稿，和《现代评论》派斗争……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化痛苦为文章，化痛苦为思想呢？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一段引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在谈到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文学活动的时候，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题B�Sz夫人照相的诗：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引文之后，鲁迅接着说：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在婚姻问题上，上帝是苛待了鲁迅的。不过倒也好，这也就造就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思想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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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1）

婚事办过，鲁迅又要去日本过他的留学生活了。正好二弟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命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九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到了东京，就到鲁迅原先住的公寓伏见馆住了下来。

周作人在《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中谈到过这一回初到东京时候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同鲁迅往东京去，有在南京相识、在做革命运动的朋友寿州孙竹丹，托我带两样东西，说是亲戚吴家有女儿吴弱男在日本留学，这是带给她去的。这是一把黄砂的茶壶和一件羊皮背心，叫我送给宫崎寅藏，请他转交。……我因语言不通，地理不熟，不能去送，乃由鲁迅代去，找到宫崎滔天，谈得很是投机。过了两天，他到神田小川町的《平民新闻》社去访问，这是社会主义者所办的报纸，红色的大门，大概宫崎滔天也是在内，所以约他在那里会见。那报的主笔是堺枯川（利彦），那时也相见了。他们还出版有《社会主义研究》，一种杂志似的刊物，红色纸面，很是鲜艳，鲁迅当时买有一套，大概是六册，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的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这里说的宫崎寅藏（1871—19